胡安國（1074—1138），字康侯，謚文定，福建崇安人，世稱武夷先生。北宋熙寧以來，推隆王安石新學，獨於《春秋》，“不以取士、不以設官，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胡安國不以爲然，遂潛心研究《春秋》學，前後二十餘年。南宋偏安江南，進《時政論》二十一篇，倡言恢復大略。曾任給事中，以疾求去。高宗留之，安國奏曰：“《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莫若潛心聖經。”於是高宗稱善，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紹興五年（1135），除徽猷閣待制。詔以經筵舊臣，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奏上，高宗以爲深得聖人之旨。
胡安國受學於程頤（1033—1107）學侣朱長文，與程門弟子游酢、楊時、謝良佐遊。平素强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以康濟時艱爲志向。身處南北宋之際，感激時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深知《春秋》載存“聖王經世之志”，“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説，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深信《春秋》可以“撥亂世，反之正”，於是著書立説，以崇信《春秋》。高宗紹興六年（1136），奉敕撰進，成《春秋傳》三十卷，以爲“史外傳心之要典”
胡安國學術既與程子有關，書中時時徵引闡發達八處以上，於是《春秋胡氏傳》遂爲程學系統之《春秋》學代表。
《四庫全書總目》評論程、朱儒學，“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四庫全書總目·三傳折諸》則批評《胡氏傳》“議論多而考證少”
漢學長於考證，宋學長於議論，漢宋各有得失，顯然此以漢學視點看待宋學。胡安國之《春秋》學，事據《左傳》，義采《公》《穀》，會通諸家。遠紹董仲舒、啖、趙之《春秋》書法，中承程頤《春秋傳》，下啟朱熹之《春秋綱領》《通鑒綱目》。雖無漢學之家法，然自有其傳承之師法。《春秋》學在宋代之理學化，《春秋胡氏傳》爲重要之里程碑。其《春秋》學以闡發義理之精微爲主，其中多宣揚倫常綱紀之道，提示明道正誼之方。標榜史外傳心，以考索微言大義；持屬辭比事之法，以解讀《春秋》筆削。徵諸行事，持之有故；析理精深，多見創新。其書涉及言心、言性、言理、言道德者，輒根柢於實事，歸本於經世，故少空談臆斷、以意説經之缺失。《四庫全書總目》對宋學之批判，曰長於義理，流於空疏；曰藐視先儒，穿鑿臆斷；曰標榜門户，排斥異端
此等劣質學風，要皆宋學末流之不良習氣，胡安國《春秋傳》作爲《春秋》理學化之先行者，間或有之，亦不甚顯著。其書容有小疵微瑕，如明清《春秋》學者所謂疑誤，大抵不足以掩其大醇與美瑜。《胡氏傳》爲《春秋》宋學一大開山，胡安國如何詮釋《春秋》？如何解讀筆削？本文擬對此多作闡發。説爲證，近世學《春秋》皆宗之”
元延祐二年（1315）定經義取士條格，《春秋》用《三傳》及
胡安國《春秋傳》事據《左傳》，義采《公》《穀》之精，“大綱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氏之胡安國《傳》，合稱爲《春秋》四傳，其書始列於學官。當時所謂經義，實《胡氏傳》之義而已。明襲元制，《胡氏傳》獨行。永樂間編纂《春秋大全》，全鈔汪克寬《春秋胡傳纂疏》，於是《胡傳》流布廣遠。入清以後，科考仍采《胡傳》，乾隆以後纔廢置不用，誦習漸稀
由此觀之，《胡氏傳》至南宋迄清初，影響儒林士人長達六百餘年，對於《春秋》，如何接受？如何詮釋？值得學界關注。今以筆削爲主腦，以書法闡釋爲課題，持以發明胡安國之《春秋》學。
何謂筆削？國史策書如何可以寓託孔子撥亂經世之志？宋蕭楚（？1094—1130）《春秋辨疑》稱：“《未修春秋》辭有本末，足以辨事善惡，仲尼得以據其實而筆削之”，因此，孔子作《春秋》，並非因襲魯史舊章，而是有所筆削
劉敞（1019—1068）《春秋權衡》亦以爲：“孔子作《春秋》，所筆削多矣，豈專用舊史者乎？
元趙汸《春秋屬辭》頗多提示。《春秋》有書有不書，猶言有述有作：“其所書者，則筆之；不書者，則削之。”或書或不書，或筆或削之間，相需相成，而互發其藴，互顯其義
清趙翼（1727—1814）《陔餘叢考》持《竹書紀年》與孔子《春秋》參校，發現“當時國史，其文法大概本與《春秋》相似。孔子特酌易數字，以寓褒貶耳”
要之，筆削數量之有無多寡，諸家雖有爭論，然皆爲辨明善惡，寄寓褒貶之指義而發，則殆無異議。孔子《春秋》既如此寫作，後世讀《春秋》、治《春秋》，考求其中之微辭隱義，苟循其本，回歸原典，探究孔子或筆或削、或書或不書之書法，往往可見《春秋》“史外傳心”之義。
“春秋”一詞，除指稱季節外，一名尚含三意：其一，編年史乘之通稱，如《宋春秋》《燕春秋》《百國春秋》；《魯春秋》特其中之一，與晉之《乘》、楚之《檮杌》載史之功能相當。其二，魯國史書之專稱，或稱《魯史記》，或稱《不修春秋》，胡安國稱爲舊史，即孔子據以筆削，而成《春秋》之祖本，可稱爲“魯史《春秋》”，即康有爲所指“魯史不修春秋”。其三，指孔子就魯史，加乎筆削，寓存褒貶勸懲，以見經世致用之著作，可稱爲孔子《春秋》，或聖人《春秋》，康有爲所謂“孔子筆削已修之春秋”。分辨魯史《春秋》爲史、孔子《春秋》爲經，乃研治《春秋》之當務之急
胡安國《春秋傳》頗有論説，如云：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
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孔子作《春秋》，大抵就魯史舊文之事跡加以取舍予奪，加上辭文之因革損益而成。而予奪因革之故，皆“斷自聖心”，而以“義”爲依歸。换言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而所謂筆削，即是屬辭比事之《春秋》教。孔子經世之心，撥亂反正之志，多體現爲《春秋》之義，其層面多方。《春秋》根源於魯史，而加筆削，於是經、史有别：“史文如畫筆”，客觀史事如實呈現；“經文如化工”，事具始末，文成規矩，猶體物傳神，離形得似，而以取義爲依歸。舊史記實，不容改篡，筆削之道，“可損而不能益”；故胡安國所謂“君子修之”、“作《春秋》”、“削而不書”云云，要皆指辭文之損益修飾而言。而辭文之所以如此損益，所以如彼修飾，“其義則斷自聖心”。所謂“義”，實即孔子之獨斷，《春秋》之别識心裁，涉及予奪、進退、褒貶、勸懲，要皆所謂“天子之事”，如欲藉《春秋》“立興王之新法”，欲以明聖人之大用之類。仲尼筆削魯史，史外傳心，孟軻首揭其事、其文、其義三元素，以爲作《春秋》、讀《春秋》、治《春秋》之金鎖匙，堪稱孤明先發。《春秋》所以爲聖人經世之書，而與其他史乘有别者，藉筆削以顯義爲其中一大關鍵。
胡安國《春秋傳》之《自序》云：“《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元汪克寬（1304—1372）申之曰：“《春秋》一經，於禮文則或因或革，於事實則或予或奪，皆出乎聖心之權制。讀是《經》者，可以窮理，可以斷事，豈非傳心之要典也？
由胡安國、汪克寬之説，顯示三個重點：其一，《春秋》所以爲“史外傳心之要典”，由於曾經仲尼筆削。其二，《春秋》之作，“於禮文則或因或革”，可由屬辭見筆削之功。其三，《春秋》之成，“於事實則或予或奪”，此因筆削成比事之業。總之，探討《春秋》之筆削，要不出屬辭比事之《春秋》教。《胡氏傳》稱“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又云：“屬辭比事，直書于策，而義自見矣！
《春秋》因筆削，而取義推見至隱；又緣屬辭比事，而其義自見。研治《春秋》，知筆削，知屬辭比事，思過半矣。
《春秋》，本乎魯史舊文，又斟酌乎聖心。爲寄寓孔子經世之志，故對舊史有所删定筆削，或筆或削，要皆有微旨隱義，此之謂史外傳心。國史不容更動，故所謂筆削删定，指在不没事實之前提下，而損益修飾文字。胡安國於隱公見弑説《春秋》之筆削：
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爲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弑，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没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
實事求是，直書不諱，自是列國史書之通則，不獨魯史舊文如此。魯史舊文，即《魯春秋》，又稱《不修春秋》，爲孔子《春秋》之底本。魯隱公見弑，依史官直書之例，當作“魯公子翬弑其君”；今孔子《春秋》不然者，由於“仲尼筆削魯史，斷自聖心”，孔子損益辭文，不没史事，以果代因，但書曰“公薨”而已。不書弑、不書地、不書葬，爲孔子所删削。所謂“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
情感與傳信兼顧，《左傳》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依内辭書例，《春秋》記魯國十二公之死亡，例皆書薨地，書葬時。而隱、桓、閔三公見弑，但書“公薨”，此以比事屬辭見其“非常”事，故孔子削而不書，出於特筆見義如此。隱公見弑，不書弑、不書地、不書葬，乃以辭文筆削删定，而又直書史實，此涉及“如何書”之“法”。孔子所以如此裁斷筆削者，欲從中體現臣子之禮、之忠、之義，此則聖心之所繫託，所謂“何以書”之“義”。
述與作之多寡消長，決定孔子《春秋》與魯史《春秋》之分野。述多作少，則爲史乘；述少而作多，則成《春秋》
或書或不書，爲《春秋》書法之大原則：夫當書則書，不當書則不書，此易知易曉，不難理喻；若當書而不書，不當書而書之，則爲孔子之特筆特書
此非屬辭比事，通全書而觀之不能索解。所謂《春秋》書法，關涉或筆或削，或書或不書，以及史事之或因或革，辭文之或損或益諸課題。胡安國《春秋傳》於《春秋》書“楚令尹圍縊弑其君”之虚實真偽，頗有闡説，如：
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薨則書薨，卒則書卒，弑則書弑，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凡爲史者，皆可及也。或薨或不薨，或卒或不卒，或弑或不弑，或葬或不葬，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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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紀其實，載於簡策”之據事直書法，如“薨則書薨，卒則書卒”云云，歷史編纂提供客觀之實録、信史，此列國史官之所同，“凡爲史者，皆可及也”。然《春秋》與其他史乘殊異，“或薨或不薨，或卒或不卒，或弑或不弑，或葬或不葬”，或書或不書之際，即存在“裁自聖心”之“筆削因革”。所謂筆削，指或書或不書，或言或不言，涉及史事之詳略取舍。所謂因革，指辭文之因仍或變革，關係語言文字之修飾調整。或書或不書，或取或舍，或筆或削，或因或革，《春秋》無達辭、無通辭，要皆緣自聖心之裁斷。詳言之，所謂“裁自聖心”，大抵回歸孔子作《春秋》之取義；而孔子之取義，《春秋》之聖心，千載下讀者何由知之？依《孟子》發明之書例，即藉由其事之取舍，其文之損益推求而來。其義，出於孔子孤懷獨到之裁斷，故高弟如子游、子夏，亦不能贊一辭。
常事不書，合禮不書，而非常、失禮乃書，此《春秋》書法之常則。若以災異、慶祥而論，異常失禮，《春秋》乃書。夷考其實，不盡然如此。胡安國《春秋傳》曾討論《春秋》書“有年”、“大有年”之豐年書寫，事有反常，輒爲異義特書之，其言曰：孔子筆削《魯史記》（《不修春秋》），就史事而言，可以取舍，然不能附會增益，此徐邈所謂“事仍本史”，要以忠於客觀史實爲依歸。《春秋》十二公，前後二百四十二年，孔子書魯國豐年，僅有兩處：於桓公書“有年”，於宣公書“大有年”，其他豐年概“不見於經”。胡安國《春秋傳》以爲：“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而於桓公、宣公“則存而弗削”，《春秋》或削或筆如此，取舍斟酌之際，必有孔子寄寓之微辭奥義。胡安國以桓公、宣公之行事作爲，“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不意天公作美，乃“有年”、“大有年”，事出反常，因以爲變異而特書之，所以貶斥桓、宣二公也。孔子轉换史乘之慶祥，而成《春秋》之變異，所謂“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所以筆削因革者，要之皆“裁自聖心”。《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以此。
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於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弗削者，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爲異，特存耳。……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爲慶祥，君子修之，則爲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
内外之分際，爲相對之概念，《春秋》相當關注。就中原而言，魯爲内，華夏諸邦爲外；就華夷而言，華夏爲内，夷狄爲外。成公十五年《公羊傳》云：“《春秋》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
《春秋》據魯史記舊文而筆削其間，内辭與外辭書法自有區别。以《春秋》書葬爲例，外諸侯書葬，孔子自有筆削，以見褒貶予奪之義，胡安國提示“從闕文見筆削”之法：
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外辭書諸侯葬，或書，或不書，或存或削，而聖人之義可見。《春秋》不書葬，情形有四：或爲討賊、或爲諱辱、或爲治罪、或爲避號，多有言外之意。魯史舊文原初必皆書葬，而孔子《春秋》削去而不取，所謂損益其文，而不隱没其事實，以此見孔子竊取之義旨，别識之心裁。胡安國稱《春秋》爲“史外傳心之要典”，藉筆削以見義是其中策略之一；胡安國詮釋《春秋》之微辭隱義，亦可見一斑。
《春秋》之義，多未嘗直白道破，然細考筆削去取，或書或不書之書法，藉彼此烘托映照，遂可以互發其藴，互顯其義。筆削去取，因革損益之際，自有其原則：合禮、常事多削而不書；失禮、非常乃存而書之。胡安國《春秋傳》於此頗有論説，如：
（仲尼）制《春秋》之義，見諸行事，垂訓方來。……而改法創制，不襲虞、夏、商、周之跡。……至《春秋》，則凡慶瑞之符，禮文常事，皆削而不書；而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悉書之，以示後世，使鑒觀天人之理，有恐懼祇肅之意。若事斯語……乃史外傳心之要典。
《穀梁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爲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春秋》志在撥亂反正，其要歸於懲惡勸善。故“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悉書之”，大抵違禮異常則書之，以爲懲戒；“慶瑞之符，禮文常事，皆削而不書”，此之謂常事不書，合禮不書。以婚姻而言，合禮、常事皆不書，《穀梁傳》、《公羊傳》、啖助、趙匡説《經》，早有明示
胡安國《春秋傳》歸納“常事”爲四大類：月事之常、時事之常、歲事之常、合禮之常，且云：“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反之，若事出異常非常，或失禮違禮，則《春秋》必書之志之，以爲鑒戒，亦楚史稱爲“檮杌”之義
至於“崩、薨、卒、葬、即位之類”，生命大事、國家大事，雖云“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然若違禮失禮，《春秋》則用“辭有損益”揭示，屬其辭、約其文，固足以見義。如魯因周公大勳，得行郊祭大禮，無異行天子之事。魯行郊祭，習以爲常，其於宗法社會，顯然失禮違禮，《春秋》乃因事而書，以見其不可，《春秋胡氏傳》稱：
……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祭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先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爲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爲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左傳》稱“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爲國内大事，其重要性與對外之戰爭等同。《禮記·王制》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
名位不同，祭祀對象亦殊異。魯國爲諸侯，非天子，祭祀社稷可也，不當僭越郊祭天地。然魯自周公以來，郊祭天地習以爲常，“《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於是孔子因“鼷鼠食郊牛，改卜牛”之事而書之，既書其異常，再譏其失禮，《胡氏傳》所謂“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則書于策”，書以誌其失，所以垂訓戒後。《春秋》書“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再行郊祭事，案例有二，除上述哀公元年外，前乎此者，尚有定公十五年，《春秋》書“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一書之不足，又再書之，《胡氏傳》所謂“仲尼因事屬辭”。總之，或書或不書，筆削多足以見義。
胡安國著成《春秋傳》，對於“《春秋》大義，昭乎筆削”，有極深入而專精之理解。《春秋傳·序》指稱《春秋》，爲“史外傳心之要典”；《朱子語類》載朱熹（1130—1200）之言，以爲《春秋》微辭隱義，“都不説破”，“蓋有言外之意”
綜要言之，皆攸關《春秋》之詮釋解讀，如何經由或書或不書，或筆或削，而互發其藴，互顯其義。就筆者所見，胡安國《春秋傳》之詮釋策略，筆而書之之法有三：其一，據實直書，其義自見；其二，實與而文不與，特筆示義；其三，書重辭複，徵存美惡。分别舉證論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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