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学第5辑：著书立论与永生之愿

最早闡發著述價值的言論大概是《左傳》的“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傳·襄公二十四年》）。這三項都是士大夫的人生理想，也是他們所承擔的社會職責，但這三項決不是平等的，如果能夠“立德”“立功”，就不必“立言”。所謂孔門四科是“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放在首位的也是“德行”。孔子本人是“述而不作”，教導弟子則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這也是由於他主張士人應以德行爲重的緣故。降至漢代，在人才選拔制度上同樣以德行爲首。當時還出現了這樣的觀點：“著作者爲文儒，説經者爲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爲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文儒爲華淫之説，於世無補。”（《論衡·書解篇》）認爲注疏解説經書的“世儒”地位優於著書立説的“文儒”。雖然王充對此一一加以駁斥，但這也從側面反映了當時社會存在着注解經書以外的著書立説並無多大價值的觀念。由此可見，著書立説並不是士大夫的必須之舉，因爲他們的社會地位早已確立，不是憑藉着著書立説而獲得的。到漢代爲止，著作往往不是署名者本人所爲，而是學派集團式編纂，居高位者讓門下無名的食客執筆撰寫，成書後則冠上自己的名字，這種做法正體現了社會地位與著書立説之間的關係。

那麽到了魏晉，當著述除了有思想性、史學性意義以外，還在文學藝術性上也開始具有了獨立的價值以後，當社會進入了一個憑藉着文章之才就可獲得地位的時代以後，又是如何看待著書立説與士大夫的關係的呢？曹丕高聲宣稱：“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典論·論文》），高度重視文章的價值。但他接着又説：“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聲名自傳於後。”（同上）也就是説，“文章（詩文）”的目的既是爲了經國，同時也是爲了追求死後不朽之聲名，這體現了一種永生之願。他還曾説“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魏書·文帝紀》裴松之注引《與王郎書》），顯然他没有把“著篇籍”與立德等量齊觀，换而言之，他還没有把立言視爲士大夫不可或缺的行爲規範。又如同時代的桓範在《世要論·序作篇》中闡述了著書立説的本義是：“夫著作書論者，乃欲闡宏大道，述明聖教，推演事義，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爲法式。當時可行，後世可修。”接着他和曹丕一樣也主張立言不朽之説：“且古者富貴而名賤廢滅，不可勝記。唯篇論俶儻之人，爲不朽耳。”其實《左傳》的那段立言説，緊接其後就有不朽之論：“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曹丕、桓範都没有脱離其思想框架。

在這些論述中，立言雖能實現經世濟民之宏大理想，但在立德立功立言這三者的價值序列中排在下位，而對於創作動機又十分强調個人的欲望，那麽魏晉雖然已經進入了詩文自覺的時代，立言尚未被看作是士大夫不可或缺的義務。因爲如果一個人不想追求不朽名聲，那他就不需要立德，更不需要著書立説。

比如西晉的張翰，其有名的“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世説新語·任誕篇》）一語，當然體現了同時代人對“身後名”有着深切的牽掛，而它成爲名言，則顯示了這種不追求不朽之名的人生觀在士大夫中獲得了認同。同時代的祖納，西晉亡後，因熱衷博弈而不願參與史書的編纂，受到責難後，以“力不足也”爲藉口而加以推託（《晉書》卷八二《王隱傳》）。祖納放棄了因其地位經歷、家庭環境而受到的修史重託，放棄了本可以獲得的不朽之名聲，而選擇了“博弈”。吟詠“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的陶淵明雖然含有一點無可奈何，但也明確地否定了“身後名”。這些當然有着個人的性格因素，但也説明他們的意識中没有把著書立説看作是應盡的義務。儘管陶淵明留下了不少的作品，但恐怕不是爲了追求不朽名聲而作的。而且與陶淵明境遇不同的士大夫也是如此，比如仕途順遂的江淹就聲稱：“人生當適性爲樂，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後之名哉。故自少及長，未嘗著書，惟集十卷，謂如此足矣。”（江淹《自序傳》）可以説這是當時士大夫意識的一種體現吧。

有一份饒有意味的資料可以窺探出這個時代的士大夫對於立言著書的態度，那就是葛洪的《抱朴子》。《尚博篇》中記載着世間這樣的議論：

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聘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顔、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爲餘事。

對於世人的這種觀點，葛洪予以了駁斥，但他的反駁稍顯勉强，其結論是：(www.xing528.com)

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餘事也。

葛洪一方面反對把文章視爲“餘事”，一方面也承認文章爲“德行之弟”，由此可窺探出以德行爲第一是當時的主流意識。而且葛洪雖抗拒潮流而推重文章，但他的理由却又鮮明地反映出時代思潮。

《抱朴子·安貧篇》出現了一位把葛洪觀點具象化的人物——樂天先生，這位先生“專銳思乎六經，忽絶粻之實禍，慕不朽之虚名”，當然是俗人難以理解的人物。在俗人們看來，“今先生入無儋石之儲，出無束脩之調，徒含章如龍鳳，被文如虎豹，吐之如波濤，陳之如錦繡，而凍餓於環堵”。對於世人冷嘲熱諷，樂天先生意氣高昂：

六藝備研，八索必該，斯則富矣。振翰摛藻，德音無窮，斯則貴矣。求仁仁至，舍旃焉如。

對於樂天先生來説，文章純粹是士大夫的精神表現，而且德行與文章“猶十尺之與一丈”，兩者無本質上的差異。由此可以説，這種主張是文章被當作行爲規範、取得與立德同等地位的一個開端。但是它依然没有擺脱對不朽聲名的追求，同篇中接着寫道：“超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揚聲。”始終脱離不了永生不朽之願。其實，這篇《安貧篇》主旨是推崇清貧，以此爲安心養生之道，而著書立説則是永生養生諸法中的一種，也就是説永生爲主，文章爲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