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需要加以辨析的是，蘇軾親身參與朝廷政務之際，面對複雜的現實政治環境，他對“君臣互信”的爲政理想曾有所反思。在熙寧二年（1069），蘇軾擔任國子監試官，所出策問中云：
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廬杞，其爲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常咨嗟慕望曠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興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其成功而爲之，與懲其敗而不爲，此二者皆過也。
聯繫當時形勢，蘇軾這一策問似在指向神宗專信王安石一事。那麽，應當如何看待這一現實反思與其學術文章提倡的“君臣互信”觀念之間的矛盾性？對於這一問題，筆者在此略陳己見。如上所述，在《策略三》中，蘇軾認爲皇帝應當將權力與信任交付給“沉毅果敢之士”，而非晁錯等急慾求功者（“（晁錯）慾有所樹立，以昭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而有所奪，只以速天下之亂耳”）。在歷史進程中，晁錯與王安石都可謂是激進的變法者。在蘇軾看來這類欲建立不朽之功“甚於人君”者，往往只能“速天下之亂”，故不應委以重任。此外，聯繫《東坡易傳》來看，蘇軾所提倡的“無心而一，一而信”的哲學觀，也就是强調摒棄私心而使萬物各遂自然之理。這一思想體現在“君臣互信”上，即要求君臣上下抛開私心、坦誠相見，而有求功、求名之私心的臣子必然不在君主信任與重用的行列。
綜上所述，蘇軾儘管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之下，對“君臣互信”曾有所反思，但面對北宋任法太過的政治時弊，他主要傾向於提倡約簡法制，强調坦誠互信、加强彼此道德約束的君臣關係。蘇軾晚年被貶海南時作《真宗仁宗之信任
一文，特以“信任”爲標題，通過具體的人事回憶，對兩位皇帝能夠信任大臣予以高度讚揚，由此可見其對“君臣互信”之爲政觀念的重視。
（作者單位：日本大阪大學文學研究科）
①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三，〔宋〕朱熹著，劉永翔、朱幼文校點《朱子全書》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8頁。
② 《東坡易傳》是蘇軾定稿於黄州，並於海南再次修訂的易學著作。該書或有參酌蘇洵、蘇轍的觀點，但終究出於蘇軾之手，可謂是其哲學思想體系的集中表述。蘇軾在海南所作《答蘇伯固四首》之三曾曰：“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即覺此生不虚過。”由此可見他對此書的重視。
③ 如余敦康《内聖外王的貫通——宋代易學的現代闡釋》（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75—77頁、冷成金《蘇軾的哲學觀與文藝觀》（學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62頁、阮堂明《論蘇軾對“水”的詩意表現與美學闡發》（《文學遺産》2007年第3期）等。
④ 《東坡易傳》卷三，《四庫易學叢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本文所引《東坡易傳》皆出此本，爲避免繁瑣，下引該書内容皆在原文後標出卷數，恕不一一出注。
⑤ 需要指明的是這一“道生萬物”的過程僅僅是邏輯上的假設，在蘇軾的觀念中並非有一個“道”孤獨地存在，“他認爲‘一陰一陽之謂道’這句話，不是給‘道’下定義，而是在用巧妙的説法形容出‘道’。”（參見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頁。）
⑥ 馮友蘭説：“‘道生一’等於説‘有’生於‘無’。至於‘二’、‘三’，有許多解釋。但是，説‘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可能只是等於説萬物生於‘有’。‘有’是‘一’，‘二’和‘三’是‘多’的開始。”參見馮友蘭著、涂又光譯《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117頁。
⑦ 蘇軾對孟子“性善論”有所反駁，參考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第二章《對“性善”論的駁斥》一節。
⑧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四，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32頁。
⑨ 《蘇軾評傳》，第319頁。
《蘇軾文集》卷八，第238頁。
關於宋代銓選制度參閲［日］平田茂樹《宋代政治構造研究》第一部，東京汲古書院2012年版。(www.xing528.com)
《蘇軾文集》卷八，第232頁。
同上書，第241頁。
同上。
同上書，第242頁。
同上書，第244頁。
同上書，第246頁。
同上。
同上書，第233頁。
同上。
同上書，第233—234頁。
同上書，第239頁。
《蘇軾文集》卷四，第116頁。
《蘇軾文集》卷七，第209頁。
〔宋〕蘇軾著、王松齡點校《東坡志林》卷四，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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