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人以信的用人之道-新宋学

基於對“用法太過”之時弊的認識，“去苛禮而務至誠”便成爲蘇軾重要的爲政主張。《策略五》云：“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也就是説，如何用人是解決天下之亂的核心問題，而君臣互信則成爲用人成功與否的標準。在《策略三》中，蘇軾用他在政論文中慣用的古今對比的方式，來論述君主應當如何任人：

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興之，而後伊、吕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

蘇軾認爲，君主之用人，當能行其言而盡其心。只有這樣，臣子纔能夠以其無所顧忌之心經營天下，以至於大治。商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太公，就是最好的例子。而後世君主則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難以大治。

接下來，蘇軾綜合人情關係與政治形勢，具體分析君臣之間如何達成互信的理想狀態。在這個問題上，蘇軾首先將臣子分爲兩種類型：一是急欲求功以昭著不朽者，如晁錯。這類人“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只能速天下之亂。二是沉毅果勇之士。毫無疑問，蘇軾認爲君主應當任用的是後者。而沉毅果勇之士“必有待而後發”，即在獲得君主的信任之後纔能有所作爲。由此來看，君主主動示信於臣，便成爲促進君臣共信的重要基礎：

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筆者按：指沉毅果勇之士）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嘩，以至於遂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

在這段文字中，蘇軾以慶曆革新爲反例，將其失敗的原因歸爲天子的遲疑。可以説，蘇軾從根本上是支持慶曆革新的。他認爲，“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改革代表了人心所向，是“天下日夜望其成功”的行爲。然而天子雖欲求治，却不能完全示信於臣，導致革新派失去可以庇護之本，最終功虧一簣。

在《策略三》中，蘇軾一再强調天子與執政大臣相得無疑是國家政治的首要之務：

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人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苻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鏗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内爲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由上可見，蘇軾認爲君臣共治的理想狀態應是君不疑臣，臣不測君，君臣上下相合，庸人不得作，讒人無由興，天下遂大治。然而，“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那麽君主選擇什麽樣的臣子，把絶對的信任和權力交付與之，便成爲政治決策中的關鍵問題。蘇軾站在較爲保守的立場上認爲，與君主上下相合者應是那些“沉毅果勇之士”，而非晁錯等急欲求功之人。所選之法也應當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即“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www.xing528.com)

除了總論君主應當施信於臣子之外，蘇軾還在《策略五》中具體談論君主應當如何對待各級官員：

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

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以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

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説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

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宜皆召問憂慰，以養其敢言之氣。

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禄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

蘇軾曾多次强調君臣共治應以人情爲本，只有君臣上下互信相知，才能推動國家體制有效地發展。在蘇軾政論文中頻繁出現“古者聖人治世”的理想之境，作爲理想君主的聖人在整個國家體系中發揮着的無以取代的主導作用。面對遠近親疏不同的各級官吏，君主應努力“熟觀其人”，以便知人善任，上下相通。這一點與上述《東坡易傳》中强調君主應修言立誠的觀念是相通的。

儘管蘇軾任人以信的爲政理念過於理想化，他要求君主有聖人般的知人之明也未免不切實際，但不應忽略的是，蘇軾這些政治主張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國家法令凡幾變化矣，天下之不大治”（《策略三》）；“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思治論》）在蘇軾看來，天下議論攘攘，而君主莫衷一是，政局紛紜莫測而人心所向各異。面對這種局面，他反復强調爲政者應當在基本的法制框架之上結人心、厚風俗，爲此提倡以誠任人、法則次之的爲政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