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学第5辑：蘇軾论任法太过导致的时弊

在《策略三》中，蘇軾從當時的政治形勢出發，總論任人與法制的關係：

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臣竊以爲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奸，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人，而不可彊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於任人而已。

蘇軾以音樂爲喻，認爲五聲六律作爲構成音樂的基本要素，就如同以法制確立國家的基本框架。但不可否認，五聲六律之所以能夠變化出無窮的樂曲，其關鍵在於人的作爲。由此可見，法制作爲治國的基本框架，只需保留那些“不至於害人，不可强去者”，也就是古今不變的基本大略即可。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在基本的法度之中發揮人的力量。聯繫當時的政治形勢，蘇軾認爲天下之所以不大治，“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

在《策别課百官》中，蘇軾還具體分析任法太過所導致的具體弊政。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是法令繁密，而君臣義薄。在《策别課百官一》中，蘇軾認爲古之刑罰清簡，而民心悦服，其原因在於施刑於大族：“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與之相反，當時之世雖然法制繁密，而人心却多有不服，其原因正在於不用法於大族，而用之於小民：“夫過惡暴著於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在此文中，蘇軾還對“刑不上大夫”做了一番符合其“君臣互信”政治觀的解釋：

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提防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提防之者甚密。夫所貴夫大臣者，惟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犯法，則固已不容於誅矣。

蘇軾認爲，“刑不上大夫”並非是指公卿大夫有罪而不獲刑，而是説古之公卿大夫皆爲天子心腹之交，被委以重任，雖然外在的約束寬，但其内在的道德約束極嚴，故而“益以畏法”；而一旦有恃人君之信而犯法者，“固已不容於誅”，更勿論訊鞫鞭笞之刑。在蘇軾看來，其生活之世屢屢有“大吏犯法”的現象，其原因在於法制網路繁密有過，但君臣之義交薄，爲臣者缺少内在的道德約束。

二是任法太過導致冗官積貧。在《策别課百官二》中，蘇軾描述了當時的冗官現象：“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闋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閒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所得，而爲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接下來蘇軾分析，造成此用人之弊的根源，在於任法太過。蘇軾認爲，當今國家通過制定一系列條例法規，以“資考”取人，這種做法勢必會造成有些投機取巧、坐等資制而並無真才實學者濫竽充數（“臣竊以爲今之患，正在於任法太過，是以爲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從而導致整個官僚體系庸庸碌碌、難有作爲。他認爲，選吏不能單純依靠法制體系，當知人而任之。(www.xing528.com)

三是任法太過，導致君臣阻隔，小人爲奸。正如在《東坡易傳》中對君臣互信的强調一樣，在《策别課百官三》中蘇軾以“心與手”來比喻君臣之義：

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

與此理想的君臣關係相反，蘇軾認爲其所生活之世因爲任法太過，“小人以法爲奸”，造成君臣阻隔，王化壅遏而不行：

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奸。

面對這一現象，蘇軾再次强調：“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勵精圖。省事莫如任人，勵精莫如自上率之。”

綜上所述，蘇軾在這三篇《策别》中，皆從用法太過的角度剖析當時社會的主要弊政。與其君臣互信的政治哲學觀念相呼應，蘇軾提出的消除弊政的良方是精簡法制、任人爲主，致力於以人情道德爲内在約束，治國如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