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人以信、法则为政-新宋学

蘇軾在解《易》中所闡發的“君臣互信”的内涵與其在現實生活中的爲政主張多有相合之處。具體而言，蘇軾在嘉祐六年（1061）應制科前完成的系統論述治國之策的《進策》（包括《策略》五篇、《策别》十七篇、《策斷》三篇，共二十五篇）組文中，對君臣關係有完整的闡述。正如王水照、朱剛先生在《蘇軾評傳》所總結，《進策》組文“理論程度較高，理想色彩也較濃厚，依據的純爲其‘學術’”⑨。在《策略五》中蘇軾以“良工操器”爲喻，强調君臣互信相知的重要性：

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後世之天子）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天下之心既已去，而悵悵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

天子之治天下，有如良工之操器。君臣之相知，有如良工之手與器物之間“相信而不相疑”。後世之君主徒爲一整套繁瑣官僚體系中“養尊而居高”的偶人，君臣相見而不相知，必然空抱其器而難以治國。此文還援引西漢君臣爲例，認爲創業之初，布衣天子與大臣將相有握手之歡，情同手足，故無遠患；而後世君主“生於深宫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絶，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www.xing528.com)

由此可見，君臣相知相信便可使人心振奮，整個社會生機勃勃；反之，君臣義薄，整個國家徒有一整套制度體系，而難以積極有效地運轉。蘇軾提倡治國如治家的理念，雖説是源自儒家君臣如父子的政治倫理觀念，但更應注意的是《策略》的創作主要是針對北宋因冗官冗員而尾大不掉的官僚體系而來的。從蘇軾生活的北宋政治來看，趙氏王朝建立起一整套繁密的官僚體系，使得各個行政部門互相牽制，上下官員各司其職。這一政治機構冗遝紛雜，官員們循規蹈矩，坐等資制，照章辦事，不敢有所作爲慶曆以來，衆多有識之士掀起一股摒除弊政的改革思潮，以王安石爲首的新黨致力於重新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立竿見影的行政體系，從財政、兵制、吏制等方面推起一場革故布新的改革運動。身處時代思潮激蕩之下的蘇軾，同樣看到宋朝積貧積弱的時代憂患，亦滿懷“滌蕩振刷”（《策略一》）、變革時局的政治責任感。可以説蘇軾所强調“君臣互信”的觀念即是源於這一現實窘境而發的。從具體的操作層面來看，“君臣互信”是否得以落實體現在國家用人方面，而用人必然要處理與法制的關係。綜觀《進策》組文，蘇軾認爲當時國家政治之弊端主要在於任法太過而導致用人之失。下面就此兩端，加以總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