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学第5辑：陸游文章分類法-山林与廟堂

中國文學史上，文章分類觀念早已有之。曹丕《典論·論文》云：“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所舉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八種文體，風格相近者，合爲一科，形成四科八體的文體類目。劉勰在《文心雕龍·定勢》中，依據風格特點將各種文體分爲六大類：“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核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也是用大類的概念統合諸多文體。到了南宋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將各種文體概括爲辭命、敘事、議論和詩賦四大類，每個大類之下再細分出若干具體文體，“顯示了編者一種高屋建瓴的整體分類的眼光，因爲這種分類形式中已經包含着一種自覺地根據表達方式和題材内容的綜合特徵給文章分類的意識”⑨。古代文論或選本性論著體現的文章分類依據，或着眼於風格特點，或立足於表現形態。

本文要討論的陸游文章分類法，迥異於上列標準。陸游有關文章分類的表述，往往與前文討論的“娱憂舒悲”説合併在一起，並引入空間場域：以廟堂爲分野，文章的功能、價值、體式也自不同。在南宋成熟的文章學語境中，陸游的這一認識爲我們考察文章學觀念提供了另一維度，即創作者的文章觀。作者對文章内涵的思索，將直接影響他的創作取徑，文章的生成、價值評判自然也會受到影響。在紹興三十一年的《上執政書》中，陸游提到執政“踐山林鐘鼎之異而不變”，已指出文章的寫作空間無外乎山林與廟堂，得志者身處廟堂，不得志者窮處山林。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對士大夫職責進行過設定：“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在廟堂、江湖這組空間場域概念中，融入文章、文士才運等要素，使其成爲内涵豐富的概念，也成爲文章體類的名稱。

淳熙年間（1174—1189），所作《師伯渾文集序》云：

或曰：“伯渾之才氣，空海内無與比，其文章英發巨麗，歌之清廟，刻之彝器，然後爲稱。今一不得施，顧退而爲山巔水涯娱憂紓悲之言，豈不可憾哉！”予曰：“是則有命。識者爲時惜，不爲伯渾歎也。

可以説，陸游對文章的評述，與師伯渾才氣、仕途的評説是連在一起，這也是古代文論中對懷才不遇者文學成就評判時的慣例。比如歐陽修在爲梅堯臣詩集作序時，就説過：“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認爲梅堯臣的文章才華可以施之廊廟，發雅頌之音。陸游寫作《師伯渾文集序》時，師伯渾已去世，可以説他的生平已定格——一個懷抱滿腹才華的隱者，其文章也只能是“山巔水涯娱憂紓悲”之作。陸游寫作該序文時，他本人距離爲公爲卿尚且遥遠，沉寂下僚的經歷，讓他對師伯渾的生平遭際，有更多感慨，所以偏偏要爲師伯渾重新設計一條人生道路、文章類式，那便是位至公卿，作廟堂文章。這看似是在重復歐陽修的《梅聖俞詩集序》中的論斷，實際上陸游凸顯了“歌之清廟，刻之彝器”的廟堂文章，與“山巔水涯娱憂紓悲”文章判然有别，兩類文章間充滿張力。而這一點，是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中尚未表現出的訊息。

淳熙十五年（1188），陸游六十四歲，爲吴夢予詩編作跋：

君子之學，蓋將堯舜其君民。若乃放逐憔悴，娱悲舒憂，爲風爲騷，亦文之不幸也。吾友吴夢予，橐其歌詩數百篇於天下名卿賢大夫之主斯文盟者，翕然歎譽之。末以示余，余愀然曰：“子之文，其工可悲，其不幸可弔，年益老，身益窮，後世將曰是窮人之工于歌詩者。計吾吴君之情，亦豈樂受此名哉？余請廣其志曰：窮當益堅，老當益壯，丈夫蓋棺事始定。君子之學，堯舜其君民，余之所望于朋友也。娱悲舒憂，爲風爲騷而已，豈余之所望于朋友哉！

在跋文中，陸游從文人用與不用的角度談“君子之學兩種道路：治國平天下；放逐憔悴，娱悲舒憂，爲風爲騷。陸游指出“君子之學”的出路不同，所工文章也自不同。至於堯舜君民者，他們所工何體，跋文中並没有交待；而留落不遇者，所寫乃“娱悲舒憂”風騷而已，至於是何文體，也未具體説明。但因出路不同會造成兩種不同文章，由此構成該跋文鋪展推衍的基礎框架。在這一框架中，陸游希望吴夢予能走堯舜君民的道路，而很不幸他流落江湖，借文字遣悲述懷，作歌詩數百篇。

師伯渾也好、吴夢予也罷，皆屬無仕歷的隱者，流落不遇，窮處山林，對他們而言，“娱憂舒悲”説確實比較合適。韓愈“不平則鳴”、歐陽修“窮而後工”等，激發了不得志者文學成就背後的精神魅力，進而形成一種價值導向：失意者的文章更可能傳世、不朽，其價值自然不容低估。那麽，我們不禁要問，這種“娱憂舒悲”的文章，與詔誥制策等廟堂文章，在價值上有無高下之分？至少在歐陽修那裏，他是爲梅堯臣有才而不能用於朝廷感到惋惜，“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正是文士的偉業所載。陸游在以上序跋中設定兩類文章的框架，字裏行間流露出對師伯渾、吴夢予等失意者的悵歎、遺憾，在他看來，居於朝堂，作制誥詔命，乃文士的終極價值。

如果説以上序跋的對象屬於失意者，陸游不得不按照“窮而後工”的敘述邏輯來組織書序的話，那麽，《周益公文集序》很大程度上可以推翻此種設定。因爲周必大作爲南宋中興時代的臺輔重臣，掌制誥、作王言，是不可多得的遇者、達者。開禧元年（1205）十二月，陸游爲周必大文集作序，是年八十一歲，而他同樣用文章兩分法的框架來組織序文，足以説明，文章二分法是他一以貫之的文章觀。《周益公文集序》云：(www.xing528.com)

天之降才固己不同，而文人之才尤異。將使之發册作命，陳謨奉議，則必畀之以閎富淹貫温厚爾雅之才，而處之以帷幄密勿之地，故其位與才常相稱，然後其文足以紀非常之事，明難喻之指，藻飾治具，風動天下，書黄麻之詔，鏤白玉之牒，藏之金匱石室，可謂盛矣。若夫將使之闡道德之原，發天地之秘，放而及於鳥獸蟲魚草木之情，則畀之才亦必雄渾卓犖，窮幽極微，又畀以遠遊窮處，排擯斥疏，使之磨礲齟齬，瀕於寒餓，以大發其藏，故其所賦之才與所居之地，亦若造物有意於其間者，雖不用於時，而自足以傳後世。此二者，造物豈真有意哉？亦理之自然，古今一揆也。

所賦之才不同，決定了所居之地、所作文章也不同。在陸游看來，天下有兩種才：温厚爾雅、宏富淹貫與雄渾卓犖、窮幽極微。前者處帷幄廟堂之上，詔誥典謨，紀國家非常之事；後者遠遊窮處，遠離政治中心，不爲時所用，却能匠心於天地間奇文妙作，其文足以傳揚後世。在《周益公文集序》中，陸游將他的文章二分法推展開來，探本求源，文章、居位之不同皆源於才性不同。周必大位至宰輔，草擬諸多詔令典册，在陸游同時代人最具王佐之才、之文的人選。陸游並没有周必大那樣的機會擬王言、掌絲綸，他對周必大的羡慕讚賞，何嘗不是自己文章乃至人生的一種缺憾！

有經綸之才，却不被用，當然無法施之於王言，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數不勝數。在爲曾布之子曾紆《空青集》作跋文時，陸游説：“建中靖國元年，景靈西宫成，詔丞相曾公銘於碑，以詔萬世。碑成，天下傳誦，爲宋大典，且歎曾公耆老白首，而筆力不少衰如此。建炎後，仇家盡斥，曾公文章，始行於世，而獨無此文。或謂中更喪亂，不復傳矣。淳熙七年，某得曾公子寶文公遺文於臨川，然後知其寶文公代作。蓋上距建中八十年矣。嗚呼！文章巨麗閎偉至此，使得用於世，代王言，頌成功，施之朝廷，薦之郊廟，孰能先之。而終寶文公之世，士大夫莫知也……況山林之士，老於布衣，所交不出閭巷，其埋没不耀，抱材器以死者，可勝數哉！可勝歎哉！該文必作於淳熙七年（1180）以後，曾紆作爲文章世家子弟，有才而不得用，既不能代王言，又不被當時文士所知，不能不説是遺憾。推展開來，那些無一官半職的山林之士，不求聞達於諸侯，終生淹没於山巔水涯，抱材而死，更讓人唏噓感歎。

嘉定二年（1209），陸游八十五歲，是年去世。本年，陸游爲陳造文集作序，全面論述了文章二分法，可以看作是他對自己終生所信奉的文章觀念的一次集中整理，序云：

我宋更靖康禍變之後，高皇帝受命中興，雖艱難顛沛，文章獨不少衰。得志者司詔令，垂金石；流落不偶者，娱憂紓憤，發爲詩騷。視中原盛時，皆略可無愧，可謂盛矣。久而寖微，或以纖巧摘裂爲文，或以卑陋俚俗爲詩，後生或爲之變而不自知。方是時，能居今行古卓然傑立於頹波之外，如吾長翁者，豈易得哉。

陳造，字唐卿，高郵人。陸游《陳長翁文集序》，重申他的文章觀——天下有兩種人，就有兩種文章：得志者司詔令，垂金石；不得志者，娱憂紓憤，發爲詩騷。翻檢陸游有關文章二分法的表述，此次内容最爲全面，條理最爲清晰，表述最爲明快；代表了陸游對文章的總結性認知。在這裏，“文章”概念無所不包，詩、騷等僅是文章的一部分。

陸游以廟堂内外來區分文章，其分類依據既是空間場域，也是文章功能。相對中國古代以風格來類分文章的慣例，陸游的這一分法是獨特的。雖然在分類方式上顯得粗略，却爲嗣後的文論者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中國古代文人的出路，或仕或隱，陸游標舉的師伯渾、吴夢予、陳造等，並無仕歷，他們游離於政治之外，借詩文述志言情，這類文字自然屬於山林之作。陸游實質上將出仕者中凡不能達到權力中心者，都歸到了不得志者的行列，比如晁公邁、曾季貍、曾布之子曾紆等，仕而不得其位，悲憤鬱積，發爲文章。陸游之所以對廟堂、山林文章予以區分，與他恢復抗戰、建功立業的人生理想密切相關。在這種劃分中，他已不自覺地將廟堂文章視作終極價值，對那些流落不偶者的娱憂舒悲之作，讚歎的同時流露出惋惜、遺憾，在價值上似乎已落第二義。

陸游對同儕，亦透露着兼備兩體的期許。淳熙十六年（1189）冬，楊萬里除秘書監，陸游作《喜楊廷秀秘監再入館》：“公去蓬山輕，公歸蓬山重。錦囊三千篇，字字律吕中。文章實公器，當與天下共。吾嘗評其妙，如龍馬受鞚。燕許亦有名，此事恐未夢。嗚呼大廈傾，孰可任梁棟？願公力起之，千載傳正統。時時醉黄封，高詠追屈宋。我如老蒼鶻，寂莫愁獨弄。杖屨勤來逰，雪霽梅欲動。作爲道賀之詩，遣詞用語要契合對象、場合，楊萬里入主秘書省，離權力中心更近一步，所以他希望楊萬里能像蘇頲、張説那樣作大手筆文章，同時能追蹤屈原、宋玉，傳承文章正統。即便是這種一般性的應酬之作，也體現陸游整體性的文章觀，希望同道能兼擅廟堂和娱憂舒悲兩種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