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学　第5辑：娱憂舒悲的探讨与对应关系

司馬遷“發憤著書”、韓愈“不平則鳴”、歐陽修“窮而後工”等論斷，構成了中國古代文論的序列，具有强勁的生命力，爲現實生活中不得志的文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動力，激勵他們在詩騷領域開拓出屬於自己的天地，作傳世之佳構。

歐陽修之後，李綱較早使用“攄憂娱悲”概念，在《湖海集序》中説：“余舊喜賦詩，自靖康謫官，以避謗輟不復作。及建炎改元之秋，丐罷機政，其冬謫居武昌，明年移澧浦，又明年遷海外。自江湖涉嶺海，皆騷人放逐之鄉，與魑魅荒絶，非人所居之地，鬱悒無聊，則復賴詩句攄憂娱悲，以自陶寫。每登臨山川，嘯詠風月，未嘗不作詩。而嫠不恤緯之誠，間亦形於篇什，遂成卷軸。”①李綱建炎元年（1127）至建炎四年（1130）的詩作，明確體現了“攄憂娱悲”的自娱功能：遠謫嶺海，以詩文陶寫性情。不過，李綱只是記述了《湖海集》寫作的背景，交代了集中的詩歌乃發抒悲憂之作，並未對“攄憂娱悲”進行理論的闡發。

紹興二十九年（1159），辛次膺除福建路安撫使兼知福州②；本年，陸游三十五歲，有《上辛給事書》。在書中，陸游坦陳：“某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巨篇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稿、憤譏戲笑，所以娱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詠、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檄書判，類皆可以洞見其人之心術才能。”③此乃陸游有關文章認知方面較早的一篇文章。在上書中，陸游主張文、實相符，文不容偽；以文知人，從文可知心術才能。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了“娱憂舒悲”的説法。在這裏，娱憂舒悲文章所指的“殘章斷稿、憤譏戲笑”，究竟是什麽文體、内容，並不明確；不過，從與之對應的概念“巨篇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來看，應屬篇幅長短、精心結構與隨心隨意的區别。上書結尾處“恭惟閣下以皋陶之謨、周公之誥、《清廟》《生民》之詩，啟迪人主而師表學者，雖鄉殊壤絶，百世之下，猶將想望而師尊焉”，屬干謁文體之常格；在陸游看來，辛次膺作爲安撫使，他吸引學者的不是手握的軍政大權，而是撰造誥、謨、頌詩的才德。也正因爲該上書的主題是强調人品與文品的統一，文不容偽，借此希望辛次膺能因文而知人、進而賞識自己，故對“娱憂舒悲”僅有描述性的歸納，且從中無從得出確解。至於辛次膺的廟堂文章，與娱憂舒悲文章尚無明確的對應關係。

紹興三十一年（1161）四月，陸游作《上執政書》，是年三十七歲。斯時執政爲楊椿，知樞密爲葉義問，同知爲周麟之等，陸游與此三人平素均無交往④。

某小人，生無他長，不幸束髮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讀夜思，開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暗，不能如古人迎見逆決，然譬于農夫之辨粟麥，蓋亦專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别如是，機杼如是，邊幅如是，自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歷歷分明，皆可指數。不附不絶，不誣不紊。正有出於奇，舊或以爲新，横騖别驅，層出間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則纓冠肅衽，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怪奇，則脱帽大叫，如魚龍之陳前，梟盧之方勝也。間輒自笑曰：“以此娱憂舒悲，忘其貧病則可耳。持以語人，幾何其不笑且罵哉！”誠不自意，諸公聞之，或以爲可。書生所遭如此，雖窮死足以無憾矣……恭惟明公道德風節，師表一世，當功名富貴之會而不矜，踐山林鐘鼎之異而不變，非大有得於胸中，其何以能此。夫文章，小技耳，然與至道同一關捩。⑤(www.xing528.com)

書信結尾在誇讚執政登上權力中心後依然保持平常之心，“踐山林鐘鼎之異而不變”，身份、權位的變化，而道德風節依然如平昔，因此用《論語·憲問》“有德者必有言”進一步讚頌執政，稱其道與文章合一。陸游這篇上書，在“文章”内涵、體用上並無太多新意，基本上是在重述傳統文論。而“娱憂舒悲”的説法則再次出現，爲使文章達到此效果，需遍考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源流正變，博觀約取，崇雅辨奇，打下豐厚的文章功底，纔能臻此境界。在這裏，陸游所説“文章”，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大文學概念；他説理解的“娱憂舒悲”，雖屬自我述懷之作，但仍要厚積博覽，知源流正變。

此後，陸游在文章中多次闡發“娱憂舒悲”説，比如乾道九年（1173）六月，作《東樓集序》：“余少讀地志，至蜀漢巴僰，輒悵然有遊歷山川，攬觀風俗之志。私竊自怪，以爲異時或至其地以償素心，未可知也。歲庚寅，始溯峽，至巴中，聞《竹枝》之歌。後再歲，北游山南，憑高望鄠、萬年諸山，思一醉曲江、渼陂之間，其勢無由，往往悲歌流涕……因索在笥，得古、律三十首，欲出則不敢，欲棄則不忍，乃敘藏之。”⑥淳熙九年（1182）九月三日，陸游五十八歲，家居山陰時作《書巢記》：“子之辟辯矣，顧未入吾室。吾室之内，或棲於櫝，或陳於前，或枕藉於床，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悲憂憤歎，未嘗不與書俱。”⑦

《澹齋居士集序》進一步發揮了悲憤説：“《詩》首《國風》，無非變者，雖周公之《豳》亦變也。蓋人之情，悲憤積於中而無言，始發爲詩，不然，無詩矣。蘇武、李陵、陶潛、謝靈運、李白、杜甫，激於不能自已，故其詩爲百代法。國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堯臣、石延年棄不用，蘇舜欽、黄庭堅以廢絀死。近時江西名家者，例以黨籍禁錮，乃有才名。蓋詩之興本如是。紹興間，秦丞相用事，動以語言罪士大夫，士氣抑而不伸，大抵竊寓於詩，亦多不免。若淡齋居士陳公德召者，故與秦公有學校舊，自揣必不合，因不復與相聞。退以文章自娱，詩尤中律吕，不恕不怒，而憤世疾邪之氣，凜然不少回撓。其不坐此得禍，亦僅脱爾。”⑧

該序作於開禧元年（1205）九月，陸游八十一歲。在序中，陸游歷數悲憤積於中不得不行諸詩的古今詩人，蘇武、李陵、陶潛、謝靈運、李白、杜甫等宋前名家自不必説，宋代林逋、魏野、梅堯臣、石延年、蘇舜欽、黄庭堅等，也算不上得志者，從悲憤著書的角度可以自圓其説。不過，宋代著名的文學家范仲淹、歐陽修、蘇軾等，却不在悲憤屬文的範圍，某種程度消減了悲憤説的張力。范、歐、蘇的缺席，也傳達出一種深意：宋型士大夫官、文、德三位一體，是陸游夢寐以求的追求。他汲汲於對典範的追尋和再造中，希望能有德、位、文俱隆的文士再現，自己也朝此方向努力。北宋末期以降，中小作家騰湧而大家漸少，也正是文學繁榮背後的巨大隱憂，陸游雖未探究大家漸少的原因，但他積極的宣導，却發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