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学第5辑：倡导科举法，古文为今时之文

與許多知識人輕視“應科舉法”，視其爲俗學不同，黄庭堅十分重視“應科舉法”，如他反復叮嚀洪芻“詩酒須少輟，“更須收拾筆墨入規矩中，得失雖不在是，要是應科舉法也，關心徐俯“解作舉業否，並親自爲青年舉子寫作科舉範文，供其揣摩學習。這樣的態度與其依靠科舉起家的家族背景、學官的經歷頗有關係。如上文所述，科第鼎盛的黄氏家族重視子弟的舉業，並在科舉時文上頗有成功之處，黄庭堅也繼承了這樣的傳統。而黄庭堅任國子監教授時，不僅教授經學，時文的指導也當是其工作的内容。其時罷詩賦，以經義、論、策取士，這便爲他關心文章寫作提供了契機。元祐二年（1087）十月更科舉法，進士分四場，以經義、詩賦、論、策通定去留高下，元祐四年（1089），又分經義、詩賦取士，“專經者用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其結果是“自復詩賦，士多鄕習，而專經者十無二三”自熙寧四年（1071）罷詩賦以來，科舉詩賦再次成爲舉子們熱心學習的對象。洪炎、洪芻、王直方、曹荀龍、秦覯等人均加入了備戰詩賦考試的行列，並求教於黄庭堅。因此元祐年間黄庭堅對科舉詩賦也提出了許多寫作意見。

不過，黄庭堅的“應科舉法”不同於當時坊間流行的專意於時文的“科舉學”。他甚至非常反對那種“科舉學”。周行己説作太學生時自己“一心學科舉文，編綴事類，剽竊語言，這代表了一般舉子的“科舉學”，即專意學習時文，編綴可供徵引使用的古今事類，其時市面上流行的時文册子也是舉子們揣摩、剽竊的範本。元祐元年（1086）劉摯就反映經義取士之弊：“經義之題出於所治一經，一經之中可爲題者，舉子皆能類聚裒括其類，豫爲義説，左右逢之。可見當時舉子備戰科舉的方式之一就是編綴資料，模擬試題。黄庭堅則反對將學習的重心放在時文的鑽研上，認爲這是一種“欲速成”的行爲，因此他强調“根本”論，這一點上文已述及。但在“根本”論的前提下，他並非不重視時文的規矩法則，這便是他所謂的“入繩墨”“入規矩”，因此他對詩、賦、經義、論、策各種科舉文體都很有研究，顯示出他對時文程式的重視。

首先，他不忽視對科舉試題的揣摩，如“賦題不必甚高，衆人所同用便足，要於題中下少功夫爾，“詩賦論題似不須從人求之，但取《慶曆萬題》，檢取似某題而體制宏大者，即可以試筆。每舉場所試，未有不出於此也，“若修學成，看《太學經義》三五日，便可成就有餘也”在備考時應該參考以往科場出現的試題，並進行模擬練習。其次，他認爲對各種科舉文體要有不同的訓練方法。如“策題不須作，但取《通典》，凡事目大者，類取古今沿革與今日所宜者，作文一篇，大略得三十篇，即縱横貫穿矣。《四庫全書總目》評價《通典》：“分八門，曰食貨，曰選舉，曰職官，曰禮，曰樂，曰兵刑，曰州郡，曰邊防。……取五經、群史及漢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類相從，凡歷代沿革悉爲記載，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元元本本，皆爲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編其淵海矣。以這樣一部書爲教材，自然可以熟悉典章故事、制度沿革、文人議論，應對時務策的考試便如虎添翼。又如“對策，更須熟觀班固《漢書》論事之文，“作赋要讀《左氏》《前汉》精密，其佳句善字，皆當經心，略知某处可用，则下笔时，源源而來矣等等，都選擇了適合備考科舉的典籍。這比當時模仿時文册子的作法更爲高妙，可以看出是黄庭堅多年的經驗之談。

這些指導直接而有針對性，有利於舉子把握科場程式。但如果僅止於此，黄庭堅不過是一個優秀的考試輔導老師，無法成爲一位有影響力、有深度的文學思想家。在重視程式之外，黄庭堅的特點在於將他的文章學思想融入到科舉文體的寫作上，在指導舉子時，他多是講授古文的寫作理論和方法。儘管當時的經義、論、策等都是散文，但與非應試的古文已有一定的區别，開始程式化，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説，黄庭堅是以古文爲時文。如他説：“但以韓文爲法學作文字，且不用作時文經義之類。“可勤董、賈、劉向諸文字，學作論議文字，更取蘇明允文字讀之，古文要氣質渾厚，勿太彫琢。而如何以“韓文爲法學作文字”，如何“學作議論文字”呢？黄庭堅的高明之處在於他不只是像前人那樣指出學習的典範，而是積極探討學習的具體方法，從而對古文的行文、布置、結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促進了文章學的發展。

首先，黄庭堅藝術思想的特點是非常重視“法度”，因此主張“師古”。所謂“萬事皆當師古，“作文字須摹古人，百工之技亦無有不法而成者也。對法度的重視是他文章學的邏輯起點，這與强調行文自然、隨物賦形的蘇軾有明顯的區别。“法度”“規矩”“繩墨”在黄庭堅指導舉子的書信中經常出現，而對於如何得到“法度”，他强調“觀古人之規摹”“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爲學子指出文章各體的“師匠楷模”，也是他的重要工作。如其指導王直方、秦覯等人：

若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爾。

寄《寂齋賦》，語簡，秀氣鬱然，大爲佳作，欽歎欽歎！然作賦要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略依倣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詠吴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吴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跨時輩，要須於前輩中擅場爾。

前日王直方作楚詞二篇來，亦可觀。嘗告之云：如世巧女文繡妙一世，設欲作錦，當學錦機，乃能成錦，足下試以此思之。

閑居當熟讀《左傳》《國語》《楚詞》《莊周》《韓非》。欲下筆略體古人致意曲折處，久久乃能自鑄偉詞，雖屈宋亦不能超此步驟也。(www.xing528.com)

山谷有較强的文體意識，認爲每一文體都有其代表性的作家，他們的作品就是法度、規矩，“錦機”即是法度和規矩，熟讀其作品，把握文體的體制，體會作家的命意、行文技巧（“用意曲折”），進而學習、規模古人，纔能自鑄偉辭，方駕古人。就如他認爲善學陶淵明的是柳宗元而非白居易那樣，他所謂的“師古”並不是簡單的文意、字句的襲用：

予友生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俗，但未能從容中玉佩之音，左凖繩，右規矩爾。意者讀書未破萬卷，觀古人之文章，未能盡得其規摹及所總覽籠絡，但知玩其山龍黼黻成章耶？故手書柳子厚詩數篇遺之，欲知子厚如此學陶淵明，乃爲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陶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然而山谷不僅指出師法對象及學習方法，而且注意啟發被指導者對於文章布置、法度的認識。最生動的例子莫過於在他的指導下，江西詩派之人對韓愈《原道》的行文布置的解説。黄庭堅最早將《原道》拈出作爲範文，是在元祐三年或稍後指導落第還鄉的潘大臨的書信中：“自以作文从來少功，未得所谓。公試讀司馬遷《孟子》《伯夷》《荀卿傳》、韓愈《原道》，求其故，因來示教。推薦《史記》列傳、《原道》給潘大臨作爲範文學習，並希望他領悟其妙處，將心得體會寫來，這種指導顯然更有啟發性。而《潛溪詩眼》載：“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南宋蜀刻本《新刊經進詳注昌黎先生文集》之《原道》篇下引“《詩話》洪駒父云：古人文章必謹布置，如韓文公《原道》”等語，雖有可能是誤將《潛溪詩眼》作《洪駒父詩話》，但也不能否認這一説法亦載於《洪駒父詩話》的可能性。總之，除了潘大臨之外，黄庭堅應當還向許多人（當以江西詩派中人爲主）解説了《原道》的布置、立意等。儘管在黄庭堅的文集里未能發現他的具體剖析，但在與學子面對面的交談中，他當有所闡述。而范温在黄庭堅的啟發下，“概考古人法度”，對《原道》做了更爲細緻的分析：

《原道》以仁義立意，而道德從之，故老子舍仁義，則非所謂道德，繼敘異端之汩正，繼敘古之聖人不得不用仁義也如此，繼敘佛老之舍仁義則不足以治天下也如彼。反復皆數叠，而復結之以先王之教，終之以人其人，火其書，必以是禁止而後可以行仁義，於是乎成篇。

范温的分析無疑繼承了黄庭堅的思想。由此可見，元祐年間黄庭堅在文章理論上亦頗有心得。他雖然謙稱自己不擅長作文，但重視法度，苦心講求法度，並力求將“輪扁不能語其子”、難以言説的法度傳達給後學，是他對宋代文章學作出的一大貢獻，而這一貢獻又是在元祐年間青年舉子求教應舉之法的刺激下誕生的，反映了黄庭堅以古文爲時文的文章學思想。

從黄庭堅所舉的“司馬遷《孟子》《伯夷》《荀卿傳》、韓愈《原道》”這幾篇範文看，元祐時期黄庭堅對古文的立意、布置之法已經有了十分深刻的認識。《史記·伯夷列傳》、《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韓愈《原道》三篇文章的共同點在於文章整體風格雖然自然暢達，但立意高深，布置巧妙，行文縱横開闔，曲折變化，文法似奇而終歸於正，符合黄庭堅所强調的“於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范温對《原道》的分析頗有眼光。韓愈爲了説明儒家之道，區别道家、佛教之道，特拈出“仁義”二字作爲全篇的綱目關鍵，立意在此。以仁義爲標準，以簡潔直入的方式區别三家之道後，以“周道衰，孔子没”過接，敘述異端汩正、人從異端，分析人從異端的原因，以“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結束這一段；再轉，論述聖人以仁義治民生之功，插入對佛、老毁聖人之説的批判；再轉，從臣、民關係的角度批判佛老之説，文筆反復；再轉，呼應篇首仁義之説，總結全文的觀點。最後宕開一筆，言去異端之法，歸結到“仁義”二字上。全篇主旨明確，存在數次轉折，各段之間若斷實連，樓昉評價此文“有開闔縱舍，文字如引繩貫珠。茅坤評價曰：“筆下變化詭譎，足以眩人。若一下打破，分明如時論中一冒、一承、六腹、一尾。此文的妙處正在於行文縱横開闔，反復變化，又貫通合法。《伯夷列傳》亦是如此。《伯夷傳》以議論代敘事，被視爲傳中變體。行文上，雖傳伯夷，篇首却以許由、卞隨等與伯夷同樣節義高尚，却不見載於六經、孔子之書，抒發疑惑之情。接着又棄此疑惑不顧，敘伯夷之事，在伯夷“怨邪非邪”上，反復嗟傷。後宕開一筆，質疑天道“是邪非邪”，拉顔淵、盜蹠從正反面襯托，飽含憤懣之情，結之以善人、惡人只是各從其志而已，化解了悲憤。再轉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以伯夷、顔淵得孔子而名彰爲證，感慨“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呼應了篇首對許由等人名聲不彰的疑惑，因爲許由等人没有得到孔子的評説，事跡有可疑，遂不得立傳。全篇首尾相應，然中間波瀾頗多，若斷若續，茅坤評價此文“勢極曲折，詞極工致，若斷若續，超玄入妙。《孟子荀卿列傳》行文布置上也與《伯夷列傳》相似，黄震曾評曰：“太史公略叙孟子游説不遇，退而著書，即開説當時餘子之紛紛，然後結以荀卿之尊孔氏、明王道。及其名傳，獨以孟、荀，而餘子不及焉。其布置之高，旨意之深，文辭之潔，卓乎不可尚矣。此篇雖名“孟子荀卿列傳”，然對二人之事敘述不多，主要描寫了與其同時或先後的其他諸子的情況，以反襯孟子不阿世取榮的可貴品質。蔡世遠《古文雅正》分析此傳曰：“此傳凡四段。首段言孟子歷聘，迺述唐虞三代之德，與從横攻伐者不類。次段言孟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與怪迂者殊。三段引伯夷、孔、孟三事，皆止戈偃武之屬，以暗收商君、吴起等。四段援牛鼎以解騶衍，然忌以琴干，衍等以書干，其干一也。如此之徒，豈可勝道。然則惟孔、孟之道貴矣。文之抑揚開闔，備盡其致。亦着眼於行文的開闔變化。

概言之，黄庭堅所舉出的三篇範文，在立意、行文上頗有特點，議論、布置都不是直白、顯露、呆板的，而是能夠曲折變化，備述心中所想，又讓人不覺雕琢穿鑿，理得辭順，自然暢達。可見，元祐時期，黄庭堅對文章寫作上的立意、行文布置等問題已經有了相當深刻的體認，他讓青年舉子學習這樣的文章，無疑是想取法乎上，借助對優秀的古文作品的學習，克服時文創作中千篇一律、浮薄淺露的文風。

總之，在强調根本論的前提下，黄庭堅依然重視科舉考試的程式、“規矩”，憑藉着豐富的科場經驗，他對各種科舉文體都指出了具體的訓練方法。但是他的科舉學並不止於應試之法，而是其文章學理論的一部分。其時經義、論、策所用的文體皆是散體，黄庭堅反對一意師法今人的程式之文，而主張“師古”“追古”，通過古文寫作的訓練，實現科舉時文的成功。元祐時期，爲了指導青年舉子，他在古文寫作理論上頗有建樹。他不僅承續唐宋古文家的優秀創作傳統，提出以“韓文爲法”，觀法度於“左氏、莊周、董仲舒、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韓愈、柳宗元，及今世歐陽修、曾鞏、蘇軾、秦觀，講求體制、古人命意曲折處。並且他努力將前賢文章中難以捉摸的法度、命意曲折傳達給後生，重視文章的立意、行文、布置等等。黄庭堅曾向蘇軾請教爲文之法，蘇軾回之以“熟讀《檀弓》二篇，當得文章體制，黄庭堅便“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蘇軾的指導方式當是比較傳統的，即提供範文，令對方熟讀，自得其法，而黄庭堅却没有止步於此。筆者管見，與之前、同時的文學家相比，黄庭堅在“應科舉法”、古文寫作理論上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