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学：根本论引发的弊端研究

崇寧間，黄庭堅雖“名在不赦之籍”，仍直言“至於樂聞士大夫之好學，有忠信根本，可以日就月將者，則惕然動其心，此則餘習未除耳。或許是因爲有過長期擔任學官的經歷，黄庭堅對於指導後生總是不遺餘力，而在指導文章寫作時，黄庭堅最重視的就是樹立爲文之“根本”。根本是指以孝友忠信爲内涵的個體倫理道德修養，是通過師經法圣、反求己身、力行所聞等途徑來培養的，樹立根本也就是治心養性。如元祐中指導洪芻作文時提到“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極當加意養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後枝葉茂爾；又對秦覯説“力行所聞是此物之根本，冀少章深根固蒂，令此枝葉暢茂也；告誡徐俯：“甥人物之英也，然須治經，自探其本，行止語默一一規摹古人。他所説的“治經”，是“不獨玩其文章，談説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總之，他以忠信孝友、力行所聞等治心養性的道德修養作爲文學的根本，而以具體的文辭寫作爲枝葉。後來朱熹所谓“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對文與道关系的理解，亦與此相似。他强調通過學習儒家經典（治經），來規範自我的言行（踐行），躬身實踐儒家傳統道德（忠信孝友），“治心養性”，養成優秀的品行，從而爲文章的寫作奠定道德的根基，所謂“以此心術作爲文章，無不如意。”

這與韓愈所説的“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歐陽修所説的“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都是一樣的邏輯，即强調通過對儒家經典的學習，充實自我、提高修養，以爲文章創作的根本。這種文道觀也是北宋古文复興思潮中的主流思想。然黄庭坚對“根本論”的强调，並不是随声附和，而是基于自身的儒學思想、熙豐以來的科场弊端，對後學所作的苦心劝誘。

首先看黄庭堅的儒學思想。黄庭堅雖被目爲蘇門學士，但其學術思想與二蘇等人並不相同，與韓愈、歐陽修等古文家亦有區别，而與同時的王安石新學、周程理學有相通相應之處“根本論”的學術思想基礎是黄庭堅的心性修養論。他的心性修養論既受孟子心性之學的影響，以傳統儒家仁義忠信的道德教義爲内涵，又在修養方法上，受到禪宗明心見性思維的影響體現了北宋儒學由真、仁之世的注重經世致用走向内斂、轉而關注士人個體心性修養的變化。

《王子舟所性齋銘》突出地反映了他的治心養性理論：

道行不加，窮處不病，此之謂性。由思入睿，由睿入覺，此之謂學。性則聖質，學則聖功。謂予不能，倒戈自攻。天下求師，四海取友。道立德尊，宗吾性有。

文中黄庭堅解釋了何爲“性”，性是“道行不加，窮處不病”的，不因人的境遇而改變，换言之，性是人先天所秉之物，是人皆可爲聖賢的資質。但成聖成賢除了有“聖質”外，還必須要有“聖功”，即要學。學就是要“覺”性，發覺自己的本性。手段是要求師友講學琢磨，即尊德性而道問學。這篇文章表明黄庭堅心性學説受思孟學派的影響。“道行不加，窮處不病”本自《孟子·盡心上》：“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而孟子認爲“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持性善説，認爲人皆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四心乃仁義禮智之端，四端是上天賦予人的本性，若能擴充四端，則足以保四海。孟子又認爲人皆可以爲堯舜，以人皆有四端也。這是黄庭堅所説的“聖質”的内涵。“謂予不能，倒戈自攻”當本孟子“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中庸》篇提出“尊德性而道問學”，指示覺性之道。孟子以仁義禮智爲性，黄庭堅遂以性爲“義理之性”，如：

小子相稍讀書，成倫序，但義理之性不發，亦且聽之。

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惟要不雜學，悉心一緣義理之性開發。

義理之性終未發，且令熟誦書，勤爲講解，浸潤之耳。

這種思想與程朱理學有相近之處。朱熹也以德性爲義理之性，性便是仁義禮智，陳大猷《書集傳或問》載：“或問王氏謂善者，常性也，不善，非常性也。不幾於善惡混乎？曰：程子謂有義理之性，有血氣之性，血氣之性，有善，有不善，義理之性無不善。而黄庭堅注重以講學、讀書來“發義理之性”，雖延續着“窮理盡性”的儒家傳統學説，實際上也借鑒了禪宗明心見性的思維，將儒家的“發義理之性”與禪宗的“發心”相比照：

夫觀其私，則德無小大，忠信而已矣。故君子有悔而無吝也。西方之書論聖人之學，以爲由初發心以至成道，唯一直心，無委曲相，此最近之。

初發心謂最初發願求無上菩提之心，《法華經·從地湧出品》有：“從誰初發心，稱揚何佛法？”禪宗認爲人皆有佛性，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需外求。發心有發覺自身所具佛性之意。“道源不遠，性海非遥。但向己求，莫從他覓。古人與麽説話，大似認奴作郎，指鹿爲馬。生動地説明了這個道理。而黄庭堅曾借此指導郭英發作文：“要須且下十年工夫，識取自己，則有根本。凡有言句皆從自根本中來，殊不與認奴作郎、認賊作子時文章同味也。“識取自己”等語顯然也借鑒了禪宗心性修養的用語。通過治經、讀書識取自己的義理之性，覺性、發性、養性，建立起文章的根本，所作文章自然會不同以往。(www.xing528.com)

可見，黄庭堅“根本論”的學術思想基礎與韓、歐等人不同。他强調治心養性，治經踐行，以儒家的忠信孝友爲内核，繼承思孟學派的理論，同時參考了禪宗的思維方式，是其個人體悟所得。

因爲有這樣的體悟與學術思想，黄庭堅對熙、豐以來科舉改革所造成的科場弊端十分不滿。這是他在元祐時期反復强調“根本論”的重要原因。與提倡治心養性、深植根本相對，黄庭堅反對的是青年舉子“欲速成”，追求科舉上的功名立就，將經學、文章作爲獲取功名的敲門磚，而這正是熙寧科舉改革後出現的嚴重弊端。

熙寧四年（1071）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取士，並於京東、陜西、河東、河北、京西五路置學官，目的在於提高五路舉人的經學水平，並建立試點基地，號召諸科舉人向進士科轉移，從而解決罷諸科的遺留問題。黄庭堅參加了學官的招考，成爲北京國子監教授，長期參與舉子授業、鄉試的工作，使得黄庭堅對科場的弊端洞若觀火。科舉改革的本來目的是讓學子擺脱“無用”的雕蟲篆刻的詩賦，而深究經術，通經致用，不料，經學反而成爲實現利慾的手段，所謂“六經成市道，駔儈以爲師。在《三經新義》頒布後，許多學子專務背誦《新義》，速取功名，而不靜心沉潛於六經，修身養性。正如元豐年間的太學生周行己所回憶的那樣，“天下學士淪于流俗，以聖人書爲發策決科之具。對此，黄庭堅抱有深深的焦慮，熙宁八年（1075），他送北京國子監的同事吴彦歸鄉時感慨：“諸生厭晚成，躐學要儈駔。摹書説偏旁，破義析名象。《禮記·學記》主張“學不躐等”，循序漸進，而在《三經新義》《字説》頒布後，學子爲討有司歡心，不求自得之學，而剽竊王安石之説。其實，相比於蘇門中的晁補之、秦觀等人，黄庭堅對王安石及其學術頗多肯定。元祐元年逐漸廢除熙、豐新法時，他曾這樣評價王安石新學及熙、豐年間的科場：“談經用燕説，束棄諸儒傳。濫觴雖有罪，末沠瀰九縣”，“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復鑿户牖。譬如學捧心，初不悟己醜。玉石恐俱焚，公爲區别不。可見，他所批評的是青年學子對新學耳剽目竊，不能沉潛六經，反求諸身，見得“自性”。也因如此，他在元祐年間指導後進的舉業時，特别强調“勿欲速成”，要深養“根本”，“治心養性”，“力行所聞”，“忠信孝友”。對此闡述較充分的例子是他在元祐二年（1087）對積極備考的秦覯所作的勸誡：

此事要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學古之功。三月聚糧，可至千里。如足下才性之美，何患不及古人，但勿欲速成耳。

由元祐二年（1087）倒推二十年，正當治平四年（1067），也是黄庭堅及第之年。在這段話中，黄庭堅指出入仕以來他所觀察到的科場、文壇弊端，也可以看作他對神宗一朝文壇狀況的認識。學子們“欲速成”，忽視“治心養性”，學無根底，因此文章卓然者少。在爲縣學作記時，他引用孟子的“君子深造之以道，欲自得之也”，認爲“教者欲速效而不使人自得之，學者欲速化而不求自得之，皆孟子之罪人也。可見他對於青年學子的學習與教導的主張。

總之，“根本論”雖然是黄庭堅一以貫之的文學思想，但相關表述集中出現在教導青年學子時，對科場流行的“欲速成”等不良風氣的警惕，正是元祐年間黄庭堅不厭其煩地强調“根本論”的重要背景。

此外，不得不説的是，除了科場風氣外，“根本論”的另一背景就是古文運動發展到北宋中後期已漸漸出現的文道分離、重文輕道的傾向。當然，這一背景也無法與科場風氣截然分開，因爲罷去詩賦考試後，神宗一朝科場所用的文體正是散文，正如熙寧三年（1070）蘇軾所説：“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知貢舉，力黜險怪文風，激賞蘇軾的《刑賞忠厚之至論》，爲士子樹立了典範，促進了古文的流行，同時也使得古文在某種意義上成爲“時文”。論、策、經義中千篇一律的文章，無關於“道”，與以往的科舉詩賦一樣，是獲取功名利禄的敲門磚。另一方面，文道關係上，隨着北宋儒學日益發達，轉向内省，士人内部也出現分化。正如程頤所説：“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對於這種現象，黄庭堅也頗有體察，他對時人過於重視文章之學，“用文章提獎後生”十分不滿，與此相對，提出要務本、治心養性。如：

不知此君能留意治心養性否？古人言：“説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説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此至言也。見徐外甥奉議，亦道此意。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奬後生，故華而不實。諸生寡過，可討《郭林宗傳》觀，茅季偉、田仲乙安用文章也？未能相見，千萬自重，勤務本之學。

兩篇書信均作於元祐年間，從黄庭堅對蘇軾的終生傾倒，批駁時人攻擊蘇軾爲“縱横之學看，所謂的“今之君子”“先生君子”不太可能指的是當時的文壇領袖蘇軾，況且事實上蘇軾在指導後生時也十分强調以道爲根本，這一點黄庭堅應亦熟悉。筆者以爲，他所針對的並不是個人，而是一種文道分離、重道輕文的社會風氣，蘇軾等先生君子可能與這種風氣有一定的關係。儘管當事人并非重文輕道，但民間盛傳的歐陽修激賞於蘇軾之文，蘇軾對四學士的汲引等事，都難免給青年舉子以“重文”的導向。加上宋代文章創作日益精進，文章的價值越來越被重視，可以想象以文章優劣論人的風氣在科場之外也是非常盛行的。黄庭堅當是有感於此，纔指出當時君子的“千慮一失”，强調“根本”論。元祐年間，洛、朔兩黨多以有文無道爲口實攻擊蘇軾及蘇門中人，黄庭堅在這一時期反復强調“根本論”，固然基於其一貫的學術思想，但亦有可能是對蘇門某些易招人攻擊之風的清醒認識。值得一提的是，南宋理學家黄震在閲讀完黄庭堅的作品後，評價他“孝友忠信，篤行君子人也。世但見其嗜佛老，工嘲詠，善品藻書畫，遂以蘇門學士例目之。……其説經雖尊荆公而遺程子，至他日議論人物，則謂周茂叔人品最高，謂程伯淳爲平生所欣慕。方蘇門與程子學術不同，其徒互相攻詆，獨涪翁超然其間，無一語黨同。……豈蘇門一時諸人可望哉？在他看來，黄庭堅的思想、作風在蘇門中是比較特别的，這雖然是基於對蘇門的偏見而生的觀點，但亦能揭示出被目爲蘇門學士的黄庭堅學術思想的個性。而元祐六年（1091），晁補之就評價黄庭堅“於治心養氣，能爲人所不爲，故用於讀書、爲文字，致思高遠，亦似其爲人。可見，黄庭堅的這一個性也爲蘇門中人所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