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学：自作青词中的个人意识表达

青詞又稱“心詞”之稱，其青紙丹書的形制有披肝瀝血的意味，取齋主誠心一意，對神明無所隱瞞之義。南宋金允中《上清靈寶大法》卷二四就有：“青詞代剖肝，丹書象瀝血，所以形容齋主之誠切，其辭貴簡而不尚繁，貴質而不尚麗，傾心露膽，求哀於上帝也。結合青詞“一吁天，二懺過，三祈禱”的體制來看，宋代文人在自作的青詞中透露出的心態，也包括祈願和懺悔兩種。有學者認爲，“懺過”是最爲誠懇、最容易流露情感的部分，而“吁天”“祈禱”則率多套話此蓋大抵而言，具體到蘇轍一例，自作青詞中濃墨重彩表現的個人意識恰恰是祈願，懺悔意識反而淡薄。這在南遷以後格外明顯。

自紹聖遠謫始，蘇轍青詞中的祈願就不再是“所志獲遂，所學有成”（《京師》），實踐個人志向抱負，而變成了北還躬耕、安寧康健。足見南遷成爲作者人生經歷中之重大轉折。首先，南遷泯滅了作者的功名之思，所以北歸“非復有心於榮遇，惟覬少獲於安全”（《高安四首》其二），不再有在朝行道的願望，只是祈求平安穩定的生活。其次，南遷使得作者“手足之親，播遷瘴海；父子之愛，留寓中原”（《高安四首》其一），骨肉分離，不得團聚。所以他期盼回歸後能與親朋相間。最後，南遷路途勞頓、心情驚恐，作者爲瘴毒所侵，“脾肺冷泄，藥石不效”（《龍川二首》其二），所以祈求平安北歸，禄命增長。

北歸的願望在遠謫七首中均有所體現，然以《龍川二首》（其二）最爲集中。時維元符三年正月十五，放還前夕：

伏念臣始自甲戌得罪於朝，流竄南方，於今七載，再投嶺表，亦又三年。瘴毒所侵，骨肉凋喪，衣食所迫，囊橐空虚，脾肺冷泄，藥石不效，北歸無日，老而益窮。常懼寄死南荒，永隔井。因上元之穀旦，依道士之靈科，稽首泥塗，歸命仙聖。一願養心煉氣，日見成功，積陰消散，真陽充滿。二願朝廷覺悟，羅網解脱，振衣北還，躬耕爲樂。三願南北眷屬各保安寧，北歸之時，一一相見。臣已身心自誓，屏去邪淫，等觀冤親，普加慈恕，遇有方便，知無不爲。或在廟堂，或在田野，並推此心，無有變易，天地鬼神，實聞此言。雖生成之恩，兹未能報，而螻蟻之志，死且不渝。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遠謫七年、嶺南三年的遭遇使得作者生活困頓、身體病痛、親朋離散，頗有日暮途窮、北歸無日之悲觀情緒，於是特請道士上元節作法除厄。作者心願有三：一是身體康健、學道有成；二是朝廷赦罪北還，生活安定；三是親友無恙，安享天倫。爲顯示自己的誠意，蘇轍祈願後尚有“誓詞”：“屏去邪淫，等觀冤親，普加慈恕，遇有方便，知無不爲”，不僅要永斷邪淫之念，還要等觀冤親、寬恕仇敵，爲衆人行方便，體現了道教宣導的普濟和渡衆思想。

本篇體現了蘇轍對修道的執着：他將修道有成作爲一願，又爲表現誠意做出符合道教要求的自誓。這種誠心修道的表述與修道有成的祈願，在其自作青詞中可謂一以貫之，第一篇《京師》便有“頃自十載以來，心存至道”，修道的歷史可以回溯到十年之前，一如其《服茯苓賦·序》所説“年三十有二，官於宛丘，或憐而受之以道士服氣法，行之期年，二疾良愈。蓋自是始有意養生之銳，蘇轍對道的信仰不僅是精神、心理方面的調試，也包含養生實踐，屬於“性命雙修”的範疇。在南遷之後，蘇轍對道的體悟更深刻，奉行也更爲勤勉。如果説，京師青詞中的“清心寡欲，僅仍少完。浩如涉川，未知攸濟”尚有淺嘗輒止的遺憾和修煉中的迷茫，那麽高安青詞中的“棲心澹泊，粗成止欲之因；畢老勤行，竊冀長年之幸”、龍川青詞中的“願養心煉氣，日見成功，積陰消散，真陽充滿”、許昌青詞中的“雖勉求虚靜，而習氣未除。力行升降，而天路猶壅；疾病雖去，精氣未凝”，便深刻體現了修道之心的堅定與精勤。道教之於蘇轍，是宣洩鬱結、傾訴人生的寄託對象，更是苦難中重新建構的信仰。爲了向終極神明表達自己的虔誠，他不止一次自誓，除了上文提到的，作於潁昌閑居期間的《許昌三首》（其三）亦云：“苟獲安身之福，敢忘及物之心。”“及物”並不是儒家意義的關注外物、用心於事功，而是道教的濟度一切思想，即濟世度人。這是道教經典教義的要求，也是青詞應有之義以此自誓，説明蘇轍以道門教義自我要求，比單純的“信”更進了一步。(www.xing528.com)

與真摯祈願、堅定自誓相對，是青詞中懺悔意識的相對淡薄。照理説，南遷是蘇轍人生中之一大苦厄，而古人往往將其看作平生罪孽深重的報應，應向神明多加傾訴懺悔。但蘇轍青詞中，或將其簡單歸爲“宿世舊殃”、天理命數，或以“志弱才短，學術空虚，頃歲忝冒，實爲過分”（《閣阜》）之類程式化語言一筆帶過，甚至直截了當地説“以忠獲罪”（《高安四首》其四）。蘇轍認爲，自己學術粗疏，道業不精，居高位或不應當，但“非有邪慝”，“中之無他”（《高安四首》其一、其二）。這種忠而獲罪的遭遇使作者對朝廷越發産生疏離，而對至道越發有皈依之感。在作於北還途中的《閣阜》篇中，蘇轍説“惟神格斯，不可揆度，容光必照，何所不臨”，將北還的恩典歸之於神明，而非發布詔令的朝廷本身；又“其忠國愛民，始終一心，粗若無愧。人不可罔，而況於天”，對國家、人民盡忠職守，對朝廷鞠躬盡瘁，自覺無愧天人。

這種俯仰無愧的自信，在晚年閑居青詞中亦可找見。如崇寧元年“天鑒在上，矜其無他”（《許昌三首》其一）、崇寧三年“雖退轉之咎，自誓以必無”（《許昌三首》其二）。某種程度上，倔强堅持的姿態成爲作者對抗朝廷“荒誕理性”的動力來源；也是他滑向道教信仰的催化劑。因爲個人的堅持畢竟孤單，需要更高精神力量的支撐，也需要爲自己的行爲重新尋找一個價值上的意義旨歸。正如作者崇寧三年歲末的口號所言：“兩世相從今幾人，回頭强半已埃塵。此心點檢終如一，時事無端日日新。當年的師友遭南遷之厄已相繼離世，變成了塵埃與虚空，滿腹欲傾訴之語，却没有一個能懂之人。只有他，抱着從未改變的理想堅持，默默見證現在發生的一幕幕鬧劇，用自己僅存的理性爲荒唐的朝政寫一部“歷史”。

或許只有明白這一點，我們纔能更好地理解晚年蘇轍的作品。正如寫於崇寧二年生日的詩歌：是年蘇轍因政治形勢緊張，獨自前往蔡州（汝南）避難（如詩“或疑潁川好”下四句所言）。詩中流露的，一是對物質生活的隨遇而安；二是對節操的堅守和自信（“兒言生日至”下四句），對佛同樣有“無惡可訴”的“零罪惡感”。可即便如此，世道的變化最終使得他産生其道不行的孤獨與無奈。作者用了孔子歸魯的典故，孔子失意時，也曾發出過“知我者其天也”的感歎，這恐怕也是蘇轍晚年向神明傾訴時的真實體會罷。

我生本無生，安有六十五。生來逐世法，妄謂得此數。隨流登中朝，失腳墮南土。人言我當喜，亦言我當懼。我心終頹然，喜懼不入故。歸來二頃田，且復種禾黍。或疑潁川好，又使汝南去。汝南亦何爲，均是食粟處。兒言生日至，可就瞿曇語。平生不爲惡，今日安所訴。老聃西入胡，孔子東歸魯。我命不在天，世人汝何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