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筆者之前論述的内容爲基礎，可以將唐宋六百五十年大體區分爲三個時期。
第一期從唐初至北宋中期。可以概括爲：詩人在生前自編自撰集的行爲受到媒體環境或者媒體條件的左右，但已經在逐漸普遍化的時期。
第二期從北宋後期至南宋初期。媒體環境從先前由寫本獨佔的時代轉變爲寫本與版本並存的時代，但是詩人並没有立刻實現在生前刊行詩集，直到北宋後期，也就是11世紀後半期，纔以蘇軾爲嚆矢最終得到實現。但是當時執詩壇牛耳的士大夫們一概對民間出版采取批判態度，也没有找到例子證明他們自己曾在生前刊行過自撰集。這種状況一直持續到了12世紀中期。
第三期從12世紀後半期至宋朝滅亡瞬間。南宋中期時，進入印刷時代已經過了約二個世紀，這纔終於出現了歷史上首次由士大夫率先親自在生前刊行自撰詩集的現象。陸游和楊萬里二人幾乎在同一時期刊行了自己的詩集，尤其是楊萬里，他並不拘泥於此前士大夫們普遍表現出的保守態度，他將自己的詩集以“一官一集”的速度陸續刊行。此後，直至宋朝滅亡爲止的六七十年之間，士大夫詩人自不用説，就連布衣詩人也陸續在生前開始刊行自撰詩集。
以上所述三段時期的變化可以説是以一種緊跟媒體環境變化的形式進行的。三段時期當中變化最大的是第三期，但是如果之前没有民間出版業的成熟，是不可能出現的。當代的情報由印刷而傳播的現象已經日益浸透，終於開始以當代文學爲對象，這最終改變了文化上態度保守的士大夫們的想法。這種變化的分界線就是在南宋中期産生的，更確切地來説，是由於楊萬里的選擇，纔促成了詩集在生前的刊行吧。
然而，如果關注最後的半個多世紀會發現：當時的确存在着士大夫詩人和布衣詩人兩個層次。雖然有楊萬里這樣的先例，但對於一般的士大夫而言，“文”的順序還是要比“官”和“學”的位置低得多。因此對他們來説，被當代人稱贊爲“詩人”並不完全是件值得慶幸的事。但是對於布衣來説如何呢？他們與士大夫是完全相反的。被士大夫看作“詩人”，這意味着在構成士大夫的文化要素中，至少有一個領域他們受到了認可，所以至少在文化上來説已被認爲是“士”，地位在“庶”之上。而且，如果能在生前刊行自撰詩集，也確實會增加士大夫社會公認他們是“詩人”的可能性。因此，對於布衣來説，在生前刊行自撰詩集一事比對於士大夫來説遠遠具有更加重要的實際意義。這樣，雖然是同一類行爲，但由於社會身份的差異，也具有了完全相反的社會意義。對於那些把作詩當作唯一武器來進入上層社會的人來説，所刊行的自撰詩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只要想象一下當今現實社會中那些以作詩爲職業的職業詩人的處境，就很容易理解這點了。連一册詩集也没有公開刊行過的人，可能我們很難把他稱爲詩人。當然，現代的職業詩人和13世紀的江湖詩人並不能等同，但是至少可以説，江湖詩人借助了陳起這位舉世罕見的出版贊助商之力，向現代職業詩人的方向邁進了一大步，這並没有言過其實吧。
本文中屢次提及的侯體健先生，在對詩人進行界定時提出了非常有意思的觀點
。侯先生引用了劉克莊和宋遺民、同時也因其爲《心史》著者而知名的鄭思肖（1241—1318）的話語
，論述了在宋元朝代更替時期到底有哪些人被看作“詩人”。劉克莊和鄭思肖都將當時的名人劃分爲幾種類型進行敘述，但奇怪的是兩人都對“詩人”擁有幾乎相同的認識。
所引劉克莊之文是“以詩遊江湖”（元·韋居安《梅磵詩話》卷下）的天台劉瀾（字養源，號江村）四卷詩集所附跋文，其中圍繞着批評詩的只能是“詩人”，也就是“詩之本色人”的觀點展開論述。這裏的“詩人”與“詩之本色人”同義，相當於專業詩人的意思。劉克莊斷定爲劉瀾詩集作序的同鄉方蒙仲（1214—1261）是“文章之人”，並不是“詩人”，然後又反過來説自己“少有此癖”，坦言自己在年輕時期便耽於作詩，但此後一直爲俗務纏身，“入山十年”後，纔終於像一位本色人了，但此後又成爲詞臣，日夜作的都是職務文字，絶筆不再作詩，最終變得與方蒙仲完全没有兩樣。年輕時期是指《南嶽五稿》的時代。“入山十年”可能是指淳祐十二年（1252）他在六十六歳以後寓居在莆田的八年時間
。無論如何，晩年的劉克莊在回顧自己一生時，認爲自己並不是真正的詩人。
鄭思肖則更加具體地列舉了人名，將活躍在理宗時期的人物進行了歸類。其中，鄭思肖認爲是“詩人”的共有21名：“徐抱獨逸、戴石屏復古、敖臞庵陶孫、趙東閣汝回、馮深居去非、葉靖逸紹翁、周伯弜弼、盧柳南方春、翁賓暘孟寅、曾蒼山幾、杜北山汝能、翁石龜逢龍、柴仲山望、嚴月澗中和、李雪林龏、嚴華谷粲、吴樵溪陵、嚴滄浪羽、阮賓中秀實、章雪崖康、孫花翁惟信。”其中加了下划線的5人，名字見於【附録】掲載的現存書棚本名單。此外再參照張宏生先生界定的屬於江湖派詩人的138人
，也至多只能加上帶波浪線的3人。雖然至今經歷未詳者仍很多，但至少這些人中没有高級官僚，全都是下級士大夫或者布衣，幾乎可以將這些人都看作江湖詩人一類。
如上，到了唐宋六百五十年的最後半個世紀，“詩人”開始從官僚、從學者、甚至從文章家中獨立出來，明確縮小了所謂的以作詩爲專業的人的範圍，使這種人的輪廓也開始變得更加清晰。雖然劉、鄭二人自己没有提及，但是在他們兩人看來，唐宋士大夫詩人的代表如韓、柳、元、白、蘇、黄、楊、陸等，在他們眼中也許都不是單純的“詩人”。而且，如果筆者的考察
是正確的話，那麽正是因爲他們自己本身也有濃淡之差，所以没有必要一定選擇讓别人把自己看成“詩人”。如筆者在另一篇文章
中論述的那樣，宋末元初是一個傳統文藝的通俗化急速發展的時代。就詩歌來説，作者層的範圍擴大、作者人口增加。在這種變化中，傳統文藝的專業化或者分工細化也在同時進行着。
但也不能因此馬上斷定，傳統詩歌的重心在這時便已經迅速從士大夫移到了布衣。而且也並非意味着專業詩人的詩已經從質量上凌駕於士大夫的詩歌之上。詩壇的中心仍然是士大夫階層。雖説如此，在士大夫階層的邊緣，確實出現了另一個中心，而且不難想象，在這個中心活躍的專業詩人們，是一邊感受着來自市民階層中的讀者兼作者的熱烈視線，一邊積極進行創作活動的。這一點也可以看作是宋末元初的特徵。如上所述，這種新的發展是由於陳起這位職業編輯者和江湖詩人這批專業詩人的合作而産生的。這裏姑且不評價這到底應該看作是傳統詩歌的衰退還是進化。但是筆者想在這裏再强調一點，這種合作確實是向着現代我們的方向邁進了一大步的決定性瞬間。
（譯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①（1）《媒體變革前後的詩人與詩集——唐宋詩人與自撰詩集（Ⅰ）》，南京大學文學院，第一届“中國古典文學與東亞文明”高端論壇，2015年8月23日於南京。
（2）《南宋中期自撰詩集的生前刊行——唐宋詩人與自撰詩集（Ⅱ）》，中國宋代文學學會、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中國宋代文學第九届國際學術研討會，2015年9月27日於杭州。
②分別參考了上引祝尚書先生著作卷二十五第1257頁（真德秀）、卷二十六第1299頁（劉克莊）、卷二十六第1315頁（林希逸）。
③a.侯體健《汰擇與類編——從編集傳播看兩種宋刻劉克莊作品集的學術意義》（《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3卷第四期，第54～60頁，2010年8月）。b.程章燦《人競寶藏〈南嶽稿〉——論宋刻〈南嶽稿〉的文獻與文學價值》（南京大學中國文學與東亞文明協同創新中心《中國古典文學與東亞文明第一届中國古典文學高端論壇論文集》第81～94頁，2015年8月）。
④參考前注3a、b論文。
⑤關於戴復古詩集的形成過程，王嵐先生已有如下先行研究：王嵐著《宋人文集編刻流傳叢考》二八“戴復古集”（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頁）。又，筆者也曾與王嵐先生共同發表了與本稿内容大致相同的論文，請一併參考。内山精也、王嵐《江湖詩人の詩集ができるまで—許棐と戴復古を例として—》（アジア遊學180《南宋江湖の詩人たち中國近世文學の夜明け》，勉誠出版2015年版，第140～153頁）。
⑥從兩人的詩歌可知，陳起經常給許棐送去自己書籍鋪出版的新刊書籍以及優質紙帳、詩箋紙等。從其他多位江湖詩人的詩歌還可窺知，他在許棐以外，也没少給其他江湖詩人施以同樣的援助。關於這點，可以參考拙稿《古近體詩における近世の萌芽——南宋江湖派研究事始》第13節“江湖派プロモーターとしての陳起”（宋代詩文研究會江湖派研究班《江湖派研究》第一輯，2009年2月，第1～53頁）、甲斐雄一《陳起と江湖詩人の交遊》（アジア遊學180《南宋江湖の詩人たち中國近世文學の夜明け》，勉誠出版2015年版，第133～139頁）等。
⑦目前最精確且詳細的相關研究，有羅鷺先生如下一系列論文，本稿也參考依據了這些研究成果：(www.xing528.com)
（1）《〈江湖前、後、續集〉與〈江湖集〉求原》（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新國學》第八卷，巴蜀書社2010年版，第321～352頁）；
（2）《書棚本唐人小集綜考》（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國學研究》第三十三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11～336頁）；
（3）《宋刻〈南宋群賢小集〉版本發微》（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七輯下卷，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175～181頁）。
另外，王嵐教授就張宏生教授所列舉的138名江湖派詩人仔細調查其詩集的編輯情況，已發表如下論文：《對江湖派詩人小集編刊的初歩考察》（日本大學文理學部中國語中國文化學科《中國語中國文化》第12號，2015年3月，第67～83頁）。
⑧此文看起來似乎是《大全集》的編者所加的按語，但是根據前注3b程先生的論文，在新發現的《南嶽舊稿》卷末，也揭載着内容幾乎完全相同的識語，開頭的“公”字作“余”字。如果是“余”字的話，那麽就是劉克莊的自注，參照價值更高。
⑨參考前注3a侯先生的論文。
⑩程有慶《〈南嶽舊稿〉追憶》（《藏書家》第12輯，齊魯書社2007年6月版，第56～63頁）。
侯體健撰、［日］河野貴美子譯《晩宋の社會と詩歌》（アジア遊學180《南宋江湖の詩人たち中國近世文學の夜明け》，勉誠出版2015年版，第36～47頁）。
劉克莊的文章名爲《跋劉瀾詩集》（《劉克莊集箋校》卷一〇九，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0册第4520頁），鄭思肖的文章名爲《中興集自序》（《鄭思肖集·中興集》卷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頁）。
參考侯體健《劉克莊的郷紳身份與其文學總體風貌的形成——兼及“江湖詩派”的再認識》（《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第20～28頁）。
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附録一“江湖詩派成員考”（中華書局1995年版）。
前注①（2）提到的拙稿中已經論述了這個問題。
參考前注1所引拙稿《古近體詩における近世の萌芽——南宋江湖派研究事始》，以及《宋末元初の文學言語——晩唐體の行方》（日本中國學會《日本中國學會報》第64集，第171～186頁，2012年10月）、《轉回する南宋文學——宋代文學は“近世”文學か？》（名古屋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室《中國語學文學論集》第26號，2013年12月，第1～10頁）。
【附表】南宋江湖詩人現存書棚本詩集概況
〇本表以《南宋群賢小集》（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三編》所收臺灣國家圖書館所藏南宋刊本影印）以及《南宋六十家小集》（上海古書流通處影印，明毛晉汲古閣影宋鈔本《南宋六十家小集》）中所收各人詩集爲對象。
〇帶下劃線的13、14、22、31、36、39、44等七種詩集在《南宋群賢小集》未收，只在《南宋六十家小集》有收録。
〇用陰影標出的06、33、40、45、53、57、62等七種别集没有采用書棚本的標準版式（十行十八字），但可能屬於書棚本。而且都收録在上記兩種叢書當中，與各種江湖詩集非常接近。因此此次包括在調查對象當中。可參考羅鷺《書棚本唐宋小集發微》（《第二次南宋江湖詩派國際研討會資料集》2012年10月）
〇爲了顯示出詩人活躍時期的分布，本表按出生順序排列。並且將15年到20年左右的時間設爲一個時代，分爲Ⅰ～Ⅳ期。只是，大部分江湖詩人的生卒年未詳，因此只是方便起見的大致區分。原則上各代最前面所列的是生（卒）年已知的詩人，未詳的詩人則一律排在後面。
〇數字上加黑色方框的表示没有擔任過官職的非士大夫詩人。
（續表）
（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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