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的古代來源与黄庭堅的观点

在黄庭堅對於文本傳統的理解裏，過往最優秀的作者爲當下的創作提供了必要前提。首先，他們傳承了一些必須作爲寫作基礎的基本的信條：

禮樂者聖人所以節文仁義至於大成者也……聖人者，知人之本根材器，故其用禮樂也，知變化之道，而與天地同流。故鐘鼓之間而與天地同和，俎豆之間而與天地同節。後世不本心術，故肝膽楚越也而况於禮樂乎。

儒家經典通過禮樂傳統的形式，在組織和表達經驗的方面給予後來者啟示：

周彦之爲文，欲“温柔敦厚”，孰先於《詩》乎“疏通知遠”，孰先於《書》乎“廣博易良”，孰先於《樂》乎“潔浄精微”，孰先於《易》乎？“恭儉莊敬”，孰先於《禮》乎？“屬辭比事”，孰先於《春秋》乎讀其書，誦其文，味其辭，涵泳乎淵源精華，則將沛然決江河而注之海，疇能禦之。

黄庭堅要王庠認真閲讀並踐行儒家經典，因爲這是文章寫作的淵源所在。在後來給王庠的信中，黄庭堅重申了這一觀點：“若歐陽文忠公之炳乎前，蘇子瞻之焕乎後，亦豈易哉。然二子者，始未嘗不師於古而後至於是也。”

黄庭堅一直堅信古代的文本是成功寫作的基礎，在評價韓駒詩歌時，他説：“如子蒼之詩，今不易得，要是讀書數千卷，以忠義孝友爲根本，更取六經之義味灌溉之耳。細讀文本，並且以之爲臺階，不僅豐富了表情達意的語言，更使得後來者得以用古人的方式觀照世界：

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

也就是説，後人閲讀文本不僅要注意到文章之曲折，還要理解語言的曲折如何揭示古人之用意。事實上，黄庭堅還進一步斷言，不通過熟記古人的經驗就無法完全體會到當下事物的重要意義：(www.xing528.com)

小詩文章之末，何足甚工。然足下試留意，奉爲道之：詞意高勝，要從學問中來。爾後來學詩者，時有妙句，譬如合眼摸象，隨所觸體得一處，非不即似，要且不是。若開眼則全體見之，合古人處不待取證也。

要看見象之“全體”，則不能只關注事物即時的表象，而是要把它看成帶有意向性的物，其意義由人之意向性所賦予（校者按：這裏的intentional，intentionality是借用了現象學概念）。這不能通過寫照事物來獲得，由人的意圖所塑造的意象不再是簡單的物象，而是出自人之本性的建構於是，需要理解的不是事物的自然狀態，而是它們呈現於文本中的形態。黄庭堅關注由此而來的精熟的語言，希望門人通過語用的歷史了解物象背後的性情，而非僅僅作爲裝飾地引用成句：

按《楚辭》云：“收恢台之孟夏。恢，大也。台，即胎也。言夏氣大而育物也。今言“高閣無恢台”直言無暑氣耳，似不合古語。《爾雅》云：“夏爲長嬴。”長嬴即恢台也，若言“高閣無長嬴”，可乎。

關於化用文本傳統，黄庭堅最著名的言論是説唐代最偉大的詩人杜甫（712—770）和最偉大的散文家韓愈（768—824）作品中的每個詞句都有來歷：

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黄庭堅的態度並非是一成不變的，他並不會拒絶自鑄偉詞，只是强調那是困難的，而且對學識廣博的人來説也不是必需的。畢竟，他解釋説，杜甫和韓愈不需要發明新詞，因爲他們知道如何再現陳詞的魅力。此外，黄庭堅在此斷言，寫作的終極目的是“陶冶萬物”，不過這種塑造有着複雜的含義：一方面，現象界的物象有其自身獨特的呈現，這是無可否認的；另一方面，詩人却能夠安排並控制反映事物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