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学第5辑：緒論—風行水上渙

嘉祐四年（1059）十月，蘇軾和弟弟蘇轍（1039—1112）爲母親守孝完畢，在父親的陪伴下，從家鄉四川返回宋都開封。他們先順長江而下，然後轉由陸路抵達開封。在母親去世之前，這對兄弟已經在嘉祐二年（1057）的進士科考試中聲名鵲起，並且被認爲前途無量。如今他們終於又躊躇滿志地回到了京師。回京行程輕鬆閑暇，他們以詩篇記録沿途的景致，並且親自編爲兩個集子，以反映兩段行程。蘇軾爲《南行集》作序説：

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侍行適楚②，舟中無事，博弈飲酒，非所以爲閨門之歡。而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爲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爲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强所爲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③

蘇軾對詩集作品的解釋略帶自我辯護色彩，暗示了他的陳述並非完全渾然天成。蘇軾似乎不願意直接闡釋他具體是如何寫作、編集的，這表明他所表達的境界並非是唾手可得的：因爲他十分自覺地言説了自己作文過程，這削弱了他所謂單純自發的、無伴隨意圖的寫作。不過，蘇軾將自己作爲一個年青的成功範例來進行現身説法，這在他此後生命中的多次重現。蘇軾認爲，寫作應當是内心充滿了表達欲望不可抑制地形諸文字。這種反應主要依賴表達主體的内在特質，不過也依賴外部世界特定的時地環境。蘇軾在某種程度上以父親蘇洵（1009—1066）爲榜樣。蘇洵這樣寫道：

“風行水上渙。”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⑤

無論是蘇軾的《南行前集敘》還是蘇洵對蘇渙名諱的解釋都承認了作者的主體地位，第一章（譯者按：指該書第一章“江湖彼岸：中國早期文學史”）已經簡略討論過蘇軾的《自評文》：蘇軾聲稱他的文字從他所邂逅的事物中獲取形態，他拒絶承認寫作過程中可能存在有意的内省。不過，在這三段文字中，作者和從寫作中汲取的經驗緊密相聯，再者，文中所表現的寫作方式同時圍繞作者與外部世界。蘇軾對於遇合之意義的感受極爲積極樂觀：所有時空中的一切經驗都參與了“萬物之理”的構建。

蘇軾對於這種寫作方式的承認與讚賞對他漫長的寫作生涯不無裨益，包括被放逐到中國偏遠地區的階段。無論他走到哪裏，無論境遇多麽窘迫，他總能在周遭找尋到豐富與深刻的詩料。比如，被貶至廣東惠州（一個中國南方的偏遠地區）時，他這樣寫道：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⑥

髣髴曾遊豈夢中，欣然雞犬識新豐。⑦吏民驚怪坐何事，父老相攜迎此翁。蘇武豈知還漠北，⑧管寧自欲老遼東。⑨嶺南萬户皆春色會有幽人客寓公。

蘇軾在此聲稱：雖然北歸無望，但他却能夠把此處當成家鄉。他將自己置入旅居邊境的歷史傳統中。此外他還有酒，他還希望馬上能有客人來訪，於是他便融入了這裏的社會。

蘇軾對於有意味的事物具有廣泛的感知能力，這給予他安慰，然而也會將他置於流放的險境。他的第一次流放，就與他詩歌的這種與外部世界密切聯繫的表達方式有關。成功的政策源於對人類本性與物理世界的基本把握，牽涉到不合理政策的事件就和春天百花盛開一樣，都是經驗世界的組成部分，因而蘇軾並不會謹慎地避而不寫。更糟糕的是，他的政治諷刺詩寫得特别才華横溢。舉一個例子就夠了：王安石出任宰相變法改革，爲了供給軍費、抵禦外侮，實行了國家干預經濟的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取締私鹽買賣，而這導致了鹽價上漲。於是，蘇軾寫道：(www.xing528.com)

山村（五絶第三

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

這首絶句基於一則孔子的軼事，説的是孔子在齊國聽到《韶》樂（傳統解釋爲讚美舜的頌歌），在此後的三個月裏，他都不能感知肉味的鲜美，他還説：“没有想到演奏音樂居然能達到這種境界。”這首詩裏蘇軾先呈現了一位安貧樂道的老人，然後語義突轉，導出一個自相矛盾的疑慮：這個農民是否聽到了莊嚴的音樂，並且獲得了孔子那樣高的道德境界和藝術感知力？最後一句揭示了答案：不，真相很簡單，他只是買不起食鹽。

這首絶句的力量既源於形象背後的典故，也源於蘇軾對絶句這一形式的有效使用。比如，早期儒家學派代表人物孟子曾經説過，在仁政下，七十歲的老人可以吃到肉，並且受到子女的呵護。在此處則恰恰相反，這位老人需要親自上山挖筍，詩的第一個對句就揭示了不合理現象。第二個對句則設問並做出解答：這位老人是像孔子一樣聽到了《韶》樂嗎？最後一句則回應了第三句中的古怪推測，告訴讀者事實上老人只是“忘了鹽的味道”。第三句中奇思妙想的解釋在第四句中被置换爲平凡的現實，簡單到有點蒼白的答案——“無鹽”——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它的預期效果。蘇軾呈現了具體特殊的情景，讓讀者相信這一時刻背後深廣的意味。這種尖刻的寫法使蘇軾遭受攻擊，六年後，蘇軾因爲毁謗君主、政府而被羈押入獄，這些詩作都成爲對他不利的罪證。在現存的審訊記録中，蘇軾明白地承認他寫這些作品就是要批評鹽政過於嚴苛他因爲誹謗罪被貶到湖北一個名叫黄州的小城市居住。

雖然黨爭在宋代政府中一直都存在，在11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中却愈演愈烈。王安石變法的支持者們將反對者逐出朝廷。當這樣還不能遏制異論時，則采取更加嚴厲的手段，如控告蘇軾冒犯君主。在支持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1067—1085年在位）死後，神宗的母親代爲主持了元祐年間（1086—1094）的政局，她推行舊法，推翻了王安石的政策，並將新黨逐出朝廷。當少年天子哲宗擺脱祖母的攝政之後，又恢復了父親的政策，重新把舊黨驅逐出都城。雖然蘇軾曾因爲試圖保留王安石變法中比較成功的措施，而與舊黨領袖産生矛盾，但他還是被貶到南方偏遠地區廣東省，之後又貶到更加遥遠的海南島。哲宗死後，他的兄弟徽宗（1101—1126年在位）繼位，新舊兩黨短暫地重歸於好，不過很快就出臺了更猛烈的黨禁：蘇軾與其他元祐政府的領導者一道，名列於元祐黨人碑。他們的作品被銷毁，他們的子弟不再有資格爲官，在世者被再次外貶。

11世紀末12世紀初的黨爭不僅腐蝕了官僚秩序，也一併摧毁了對於可能存在共識的信任。所謂的共識，包括國家機構、人類本性、文化傳統，還有蘇軾所力圖用想象來把握的經驗世界的萬物。兩黨在就政策展開論爭時都援引儒家經典來支持他們存在着巨大分歧的結論，這揭示了主觀的闡釋能夠使得文本獲得多大的彈性歷史與文學，距離聖賢更遠，因而更加無補於提供明確、權威的行動指南。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所推行的政策使得精英文化進一步碎片化?他們限定科舉考試的經典書目，取消了詩賦取士，並且以等級制的學校取代科舉考試。

黨爭加劇的這個時期中成長起來的知識階層擁有完全不同於蘇軾的理念世界。蘇軾將自己置於持續展開的既有體制之中，下一代則與此不同，他們需要爲自己的行爲、閲讀文本以及面對的世界尋找另外的依據。他們重新探討意義、語言、自我和世界的關係，這最終導致了道學在南宋的興盛，也給中國文化、文學和社會帶來了深刻而永久的變遷。

對詩歌的反思成爲探索經驗之意義的方式，并深刻影響了南宋時的觀念轉變。這章關於黄庭堅和下兩章關於以黄庭堅爲法的江西詩派探討了北宋末南宋初的作者們如何用作品和詩學理論來探討語言、經驗和意義，以及如何通過詩歌創作以美學結構來呈現這種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