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避屋下架屋的方法-新宋学　

杜甫《衡州送李大夫赴廣州》詩頸聯曰“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對此聯的理解至少在趙次公的時代已經出現了多種説法，於是次公斥責“學者多不曉而妄爲之説，然後進行了大篇幅的注釋，注完後感歎道“次公爲衆説之紛紛，費辭如此，頗自愧也，爲了進一步説明杜甫的句法、語勢，還擬作了一首《春日》，詩前有次公詩序：

蓋學杜詩者，止學其意及用格，固不敢盜犯其語，屋下架屋而已。竊以學者不深解此篇“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之語，却以爲日月爲籠，而我身則籠中之鳥；天地爲水，而我身則水上之萍，因用此義賦成《春日》一篇，句法語勢效之，而義則與杜公别。

趙次公認爲，學習杜詩的精髓在於不僅僅要學習杜詩的意境及詩格，還要用於突破杜詩用語的禁錮，“句法語勢效之，而義則與杜公别”，而不是“屋下架屋”。何謂“屋下架屋”呢？南朝宋劉義慶《世説新語·文學》：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于此人人競競寫，都下紙爲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

又北齊顔之推《顔氏家訓·序致》：

魏晉以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斅，猶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

由以上兩則材料可知，“屋下架屋”就是“事事擬學”“理重事複，遞相模斅”，於“效杜詩”來講即次公所謂的只不僅在句法、語勢上效仿杜詩，而且在詩語含義方面也同杜詩一樣，不敢突破杜詩詩語的用法而别出新意。下面通過對《春日》詩的分析，看一下次公是如何回避“屋下架屋”的。

帶柳暉暉日，催花細細風。鶯流依膩碧，蝶戲揀香紅。天地籠中雀，陰陽炭裏銅。此身隨處樂，勿用嬲衰翁。

次公自注：上四句以言時，下四句以言己。而下段使事，蓋使《莊子》云：“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疏云：“大道曠蕩，無不制圍，故以天地爲籠，則雀無逃處。”故云“天地籠中雀”，則真以天地爲籠而己身爲雀也。又使賈誼云“陰陽爲炭，萬物爲銅”，故云“陰陽炭裏銅”，則真以陰陽爲炭，而我身爲銅也。其句法、語勢，蓋欲效之，而義與出處大不同矣。輒取附於卷末，識者無加罪焉。

此詩頸聯“天地籠中雀，陰陽炭裏銅”與杜詩“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相比，詩語有更换，頗有新意。但在句法、語勢方面效仿痕跡明顯，做到了形似而神異。首聯之“暉暉日”與“細細風”襲用了蘇軾《次韻曾子開從駕二首》其二頷聯“暉暉日傍金輿轉，習習風從玉宇來中的“暉暉日”與“習習風”，只是變换了語序與賓語，也可以説的上是對“屋下架屋”的回避。

雖然趙次公在刻意地回避“屋下架屋”現象，但作爲書齋裏的“技術型”詩人，却是很難完全回避的。且看趙次公《和張庖民挽詞》斷句：(www.xing528.com)

有道人間士，修文地下郎。

第二句“修文地下郎”出自《晉書》。首次在詩中使用這個典故的是杜甫《聞高常侍亡中州作一首》詩：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虚曆金華省，何殊地下郎。致君丹檻折，哭友白雲長。獨步詩名在，秪令故舊傷。

次公對“地下郎”典故的由來作了如下注釋：

王隱《晉書》載，蘇韶已死，見其弟節。節問地下事，韶言顔淵、卜商現爲修文郎。修文郎有八人，韶自言其一也。公又云：修文地下深。高君有文，故其死曰“何殊地下郎”也。

次公所説“公又云”指杜甫《哭李常侍嶧二首》其一中第二句：

一代風流盡，修文地下深。斯人不重見，將老失知音。短日行梅嶺，寒山落桂林。長安若個畔，猶想映貂金。

杜甫之後，這個典故被大量運用。如晚唐司空圖《狂題十八首》詩之九中有“地下修文著作郎，生前飢處倒空牆；晚唐徐夤《傷前翰林楊左丞》詩之“人間搦管窮蒼頡，地下修文待卜商；宋晁説之《亡友陳無己有立春詩云“朱門送誰青絲來，下裏難酬白雪歌”，頗爲人所稱，今日立春，誦之而作》中的“地下修文幾歲郎，尚憐有子已爭行等，數量很多。由此可見，“地下修文郎”這一典故在杜甫以後，經常被運用於對逝去文人的悼亡之作中，已經成爲類型化詩語。趙次公在進行此類詩歌創作時亦不能自創新語、另闢蹊徑，而正如《顔氏家訓·序致》所言“理重事複，遞相模斅”，“屋下架屋”之嫌甚明。

次公雖然對這種方式持反對意見，但作爲書齋裏的技術型詩人，在没有取法自然、有感而發的前提下進行創作，怎麽又能完全擺脱這種哪怕是一流詩人也無法完全杜絶的方式，時時造出新語呢？上面的例子説明了趙次公詩中存在“屋下架屋”的現象，但這不是趙次公創作的主流，因爲不僅僅是趙次公，大部分詩人在創作時都很難完全擺脱這個問題，之所以明確這一點，是基於趙次公是書齋裏的技術型詩人這一身份，研究這個特點對於考察南宋初期盛産詩歌注釋家的蜀地同類型詩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