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学：注诗·论诗·作诗-书斋里的技术型诗人

北宋中期以來，因王安石、蘇軾、黄庭堅等人的提倡與尊崇，尊杜成爲整個詩壇的共識⑦，評杜、注杜、學杜之風盛行，且一直延續到南渡以後⑧，以至出現了“千家注杜”的盛況。與此同時，也出現了“百家注蘇”的蘇詩熱。趙次公對杜詩、蘇詩均有作注，既是“千家”之一，亦在“百家”之中，是當時文學流行前線的弄潮兒。雖然後世對其詩注褒貶不一，但均將其列爲重要的注釋家。趙次公的注釋頗具特色。傳統意義上的“注”側重釋音義、明典故、繫年月、考人物、察地理等客觀調查，而趙次公的詩注則大大突破了傳統注釋的束縛，分段講詩、評論優劣，毫無保留地在注釋中表達自己的價值判斷，這些價值判斷即其注詩理念，而瞭解趙次公的注釋理念對研究其創作理念亦有裨益。

上文提及趙次公有《杜詩先後解自序》一篇，是瞭解其注釋理念的重要材料。如下：

余喜本朝孫覺莘老之説，謂“杜子美詩無兩字無來處”。又王直方立之之説，謂“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因留功十年，注此詩。稍盡其詩，乃知非特兩字如此耳，往往一字綮切，必有來處，皆從萬卷中來。至其思致之貌，體格之多，非惟一時人所不能及，而古人亦有未到焉者。若論其所爲來處，則句中有字、有語、有勢、有事，凡四種。兩字而下爲字，三字而上爲語，擬似依倚爲勢，事則或專用、或借用、或翻用、或用其意，不在字語中。于專用之外，又有展用、有倒用、有抽摘滲合而用，則李善所謂“文雖出彼而意殊，不以文害”也。又至用方言之穩熟，用當日之事實者。又有用事之祖、有用事之孫。何謂祖？其始出者是也。何謂孫？雖事有祖出，而後人有先拈用或用之别有所主而變化不同，即爲孫矣。杜公詩句皆有焉。世之注杜者，謬引旁似，遺落佳處固多矣。至於只見後人重用、重説處，而不知本始，所謂無祖。其所經後人先撚用，並已變化，而但引祖出，是謂不知夫舍祖而取孫。又至於字語明熟混成，如自己出，則杜公所謂“水中著鹽，不飲不知”者。蓋言非讀書之多，不能知覺，尤世之注解者弗悟也。

這篇《序》認爲杜詩“往往一字綮切，必有來處”，“思致、體格”曠古絶今，用典使字形式多樣且渾然天成，如“水中著鹽，不飲不知”，亦不以文害義。又指出杜詩中有以“方言、當日之事實”入詩者。最後還頗自負地指責“世之注杜者，謬引旁似，遺落佳處固多矣。至於只見後人重用、重説處，而不知本始，所謂無祖”，“蓋言非讀書之多，不能知覺，尤世之注解者弗悟也”。從這篇《序》中似乎可以想象，趙次公是一位飽讀詩書、家藏萬卷的讀書人，一位深諳於詩格句法、遣詞用典的高手，一位頗爲自負的杜詩注釋家。

除了注杜，趙次公還與友人評論杜詩，並效仿杜詩進行創作。下面是一則次公與邵溥談論一組唐人洞庭詩優劣的材料⑨，通過這則材料，既可以還原趙次公、邵溥二人討論四首唐人洞庭詩優劣的場面，還可以對趙次公的創作過程進行完美的場景再現，材料如下：

邵子降簡謂次公曰：“孟公、杜公詩如此其佳，他如可朋、李端皆有洞庭湖詩，其爲如何？”次公曰：“體格卑弱，直是無取。可朋曰‘周極八百里，凝眸望則勞。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賈客停非久，漁翁轉幾遭。颯然風起處，又是鼓洪濤’，李端曰‘白日連天暮，洪波帶月流。風高雲夢夕，月滿洞庭秋。沙上漁人火，煙中賈客舟。西園與南浦，萬里共悠悠’。朋之破題‘望則勞’三字是何等語！端之破題緊欲造巧句，而‘白日連天暮’直是害義。蓋言日暮，則暮天矣，豈有日與天俱暮之説乎？夫洞庭之中，遥望君山一點耳，朋之頷聯‘山拔地形高’豈足形容之。若言湖外之山，則洞庭七百里矣，其山豈容見其拔而言高乎？即是賦洞庭詩，而端之頷聯如‘賈客停非久，漁翁轉幾遭’是何等語！‘沙上漁人火，煙中賈客舟’乃小兒之句，雖江、河、淮、濟之詩皆可。腹聯如此，殊無己身之興，如孟如杜也。朋之落句近乎譏罵，端之落句，所指西園、南浦，不分明，又不如孟之托意於羨魚，而杜之臨風憂國也。”

邵子指邵溥，邵雍之孫，邵伯温之子，《宋史翼》卷一〇有傳。邵溥提議次公品評一下杜甫《登岳陽樓》、孟浩然《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可朋《賦洞庭》、李端《宿洞庭》等四首唐人洞庭詩的優劣。次公首先對可朋、李端二人的作品做出了“體格卑弱，直是無取”的總評，又一一列出其劣處，評價極低且語氣頗重。邵溥聞聽後並未對次公的評論做出回應，而是反問道：“叟善論詩，叟能爲賦之乎？”次公回答説“不可”，而邵溥“强之”。於是次公不得已地創作了一首《登岳陽樓》：

下瞰平湖水，新秋波未生。天涵青影遠，日浴赤輪明。擬坐扁舟去，慚無寸效成。中原隔氛祲，回首淚如傾。

邵溥評價次公這首詩“誠朋、端之上，而孟、杜之亞矣”，又分别指出其用典之處：

新波秋未生，叟豈取《月賦》之言深秋乃曰洞庭始波，而翻用之乎？，“天涵青影遠”，（“遠”）字勝可朋“闊”字。朋云“水涵天影闊”，又冗“水”字矣。叟云浴日，豈以樓正面見東南，且暗以咸池比之乎？“擬坐扁舟去，慚無寸效成”，叟豈取范蠡功既成遂扁舟遊五湖之事，而又翻用之乎？又足以見叟之志。此等語句皆於洞庭爲有情。末句亦杜公憂國之念，正今日事矣。(www.xing528.com)

邵溥最後還請次公將這首作品“並附於《解》後”，而次公也“用其語而録之”。

從上則材料中可以得知，趙次公不僅注杜，還評杜，而且在邵溥的激將下進行了詩歌創作。但次公的創作是在書齋中完成的“技術型”創作，並非像四位唐人一樣親臨洞庭有感而發。此外，之所以將趙次公定位爲技術型詩人，是因爲現存趙次公的作品僅有“和蘇詩”及“效杜詩”，均非觸物生興、有感而發，而是囿於書齋之中的想象之作。

所謂“技術型”詩人，即不在實地、實景、實情的觸發下體物賦景、感興緣情，而在依據既有的知識，通過文獻的旁搜博引在想象中設置場景、設定人物來進行創作，是一種虚擬的文學形式。下面以一組蘇軾原詩及趙次公“和蘇詩”爲例進行比較，進一步説明這個特點。

蘇軾有《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黄州鼓角》詩：

清風弄水月銜山，幽人夜度吴王峴。黄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來不辭遠。江南又聞出塞曲，半雜江聲作悲健。誰言萬方聲一槩，鼉憤龍愁爲余變。我記江邊枯柳樹，未死相逢真識面。他年一葉泝江來，還吹此曲相迎餞。

元豐七年（1084）年四月，蘇軾自黄移汝（河南省臨汝県），赴任之前先去筠州看望闊别已久的弟弟蘇轍。在離别生活了近五載的黄州之時，清風水月，鼓角枯柳，這些慣見常聞的無情之物也變得有情起來，如此一來，東坡對黄州的留戀、對黄州人士的親近感躍然紙上。詩中雖有用典，但渾然天成、文不害義。再看次公的《代武昌人士和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黄州鼓角》：

芙蓉峰插白雉山，黄槲樹彌吴造峴。齊安風送迭鼓聲，已渡江來如未遠。先生行李何太早，僕喜南歸筋力健。長庚睒睒月已沈，東方欲明風景變。景變高高西塞重，不向賢愚求一面。五丈湖中三尺魚，可容鱠玉聊相餞。

次公自注：《男虎録》所注曰：“武昌縣有白雉山，山有芙蓉峰，與吴造峴相近，峴之得名，緣孫權樊口被風破船，鑿樊嶺而歸也，上多黄槲樹云云。西塞山高一百里，亦在武昌之西。袁宏《東征賦》云‘浩西塞之俊崿’，縣有五丈湖，中有鯽魚長三尺。

次公站在武昌人士的立場上，旁搜博引（參見次公自注），準確細微地在一張畫紙上集約了武昌之形勝：挺秀於白雉山的芙蓉峰、布滿黄槲樹的吴造峴、高達百里的西塞山、五丈湖中的三尺鯽魚、迎餞東坡的武昌人士。畫面豐富且想象合理，出色地完成了與東坡先生的一次跨古邂逅，但在次公搭建的舞臺上，總是少了幾分真實性和臨場感，縱使技術過硬，也有書齋詩人難以突破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