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学第5辑：詩言淵明，歌無子夜聲》

最後，我們有必要回到惠洪對《黔南謫居十首》的評價——“魯直學道休歇，故其詩閑暇。”面對同樣的文本，明代瞿佑在《歸田詩話》“詩無愁恨意”中説：“至黄山谷，則云‘老色日上面，歡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讀之令人慘然不樂。

那麽惠洪爲何會面對既非山谷原創，又未必“閑暇”的文本，得出“魯直學道休歇”的結論呢？我以爲有兩個層面的原因，一方面，惠洪出於個人的審美偏好，熱衷於呈現苦難中“閑暇”的人物形象，比如他曾經以“繩床壞衲氣深穩，霜鬚瘴面情閑暇（《贈鄒處士》）寫照被貶海南的自己。所以説，他極可能是以自己的先在印象爲框架，把對於山谷其人的理解投射到“作品”之中，在《石門文字禪》中，惠洪對於山谷遭貶的心態有這樣的描述：

山谷初謫，人以死弔。笑曰：“四海皆昆弟，凡有日月星宿處，無不可寄此一夢者。”此帖蓋其喜得黔戎有過從之詞，其喜氣可搏掬。山谷得瘴鄕有遊從，其情如此，使其坐政事堂食，箸下萬錢，以天下之重，則未必有此喜也。（《石門文字禪》“跋山谷字二首”其二。

另一方面，山谷自青年時起，就樹立了“輕外物而自重”（蘇軾語）的形象。黄年谱在“治平元年”下记：

先生有作《王力道墓誌銘》，云：“比歲以舉士，俱集京師，甲辰丁未歲相從也。”蓋先生登第於次舉丁未歲。先生初冠士省試，後與喬希聖諸公待榜。相傳先生復在魁列，同舍置酒爲慶。未幾，有僕被髮大呼而入，舉三指以示。衆問之，乃喬與同舍三人中選，先生則不預也。座上諸客悉皆散去，至有流涕者。獨先生飲酒自若，又與希聖同出觀榜，愠結之色略不少。見喬嘗與孫莘老言而重之。(www.xing528.com)

面對打擊，山谷往往會更願意表現出鎮定自若、不以爲意的態度，這既是禪門的“決定”之功，又是儒家“臨大節而不可奪”的要求。原創性詩歌作爲“言志”的載體，會更加直接更加有效地介入其自我形象的呈現。而面對謫黔之命，即時性的情感體驗必然不完全符合他的自我要求。於是在黔中“絶少”的詩歌創作中，他選擇直接書寫兄弟分離的悲哀而非貶謫的絶望，選擇讓夢中的李白來表達未受規範未經升華的貶謫心態，更多的時候，還是融合釋老與儒學，對何以處窮進行的理性探討。

作於紹聖三年的《南歌子》云“詩有淵明語，歌無《子夜》聲，大概是山谷對自己黔中創作的要求吧。黔中詩“淵明語”的有無或許仍可以商榷，但顯然山谷有向着平和閑淡、以理化情的方向邁進。“歌無《子夜》聲”應當是説要中斷俗詞的寫作，此階段的詩歌中尚有《竹枝》一類入俗的調子，而詞却不用俚語，不書艷情。《醉蓬萊》《減字木蘭花》都浸潤了濃重而直白的慘切，是獨屬於文人士大夫的哀聲。

這一階段詩詞在情感表達方面的分野或許與詞“小道”“艷科”的傳統定位有關，面對這種一貫以來書寫對象並非文人自己的表達工具，山谷能夠更放鬆地用它來傳達一些不符合自我形象定位的情感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