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学第5辑：四五忠一节之垂范

廬陵“四忠一節”的垂範是歷時性、全民族性的，不止對廬陵士風有深遠的影響。元代吉安邑人劉岳申在《祭忠節文（祠在城南門）》中稱揚“四忠一節”説：“惟兹鄉邦，風教所繫。聖有明詔，敢不欽承。以厲天下，豈曰廬陵。便認爲廬陵之風實際可作爲全國性楷式，這從明代開始湧現的四忠祠、五忠祠以及明代史子集著述中的大量記載評論便可看出“廬陵之風”的影響力。

凡一土風傳統之形成，必經過漫長的構建；然一旦此傳統形成，則會具有深遠的影響力和久遠的生命力。無論宋人抑或元明之人，無論吉州邑人抑或他邑之人，在談及廬陵土風或與廬陵籍人交遊時，多會將時事與“四∕五忠一節”式的“廬陵之風”相比附，從中可以看到“四∕五忠一節”的垂範作用。

其實，在“廬陵三忠”品目構建之前，廬陵士人對廬陵士風文脈已有自覺的接續意識，例如周必大爲吉州安福人劉弇所作《龍雲先生文集序》，便稱“廬陵郡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爲本朝儒宗，繼之者龍雲劉公也。而當廬陵忠節品目形成後，且有祠堂、畫像、《景行編》等實物坐標，便使得“廬陵之風”的内涵更加清晰，容易界定。吉州邑人劉辰翁、劉將孫父子與“四∕五忠一節”之建構淵源頗深，二人在行文中也常以廬陵忠節傳統作爲文義的生發點。劉辰翁《蘭玉書院記》中提出了一個頗爲簡練概括的思想：“欲觀世道視故家，欲觀故家驗學術。”以此點爲根基，劉辰翁考述了蘭玉書院主人龍雲劉氏的淵源，在稱讚龍雲劉氏詩書文物“不其難與盛哉”時，也是想到以四忠後裔之故家學術作比較：“雖四忠之孫子，曷京焉。劉將孫《潛光集序》中論及廬陵“喬木世家”時，也是以《潛光集》主人平林蕭氏與“澹庵忠簡公”胡家作比附在二劉筆下，“四忠”之垂範具有標杆的作用，具有衡量吉州其他望族的標準之尺度。

當然，廬陵邑人有時認爲宋代形成的“四忠一節”品目未能盡廬陵人才，例如明劉球《書龍雲劉氏潛光集》便認爲前引周必大頗爲稱許的龍雲先生劉弇及澧、融二史君“後歐陽子而出者，其文同；先文信國而死者，其節一”，然龍雲三劉有歐公之學，有文公之烈“一則僅著之《文苑》而頒行之議已缺，一則僅收之《死節傳》而廟祀之命竟寢”，實“可以五四忠，可以兩一節”這自然屬於比附性的褒獎，劉弇諸人亦無“忠”“節”諡號，實際上即使進廬陵忠節祠也可能是配祀的位置。但通過劉球之論正可以看出“四忠”垂範的標杆作用影響之深遠。

劉將孫又於元大德十一年撰《吉州路重修儒道碑記》，文中便以“四忠一節”之垂範昭告後學：“青原白鷺，千古明秀。四忠一節，景行四方。其益思所以成者，有光前聞。元代吉安邑人劉岳申在《吉安路學仲丁先賢祭文》中云：“惟我廬陵，奮自歐公。文學節誼，爲天下宗。後公出者，爲忠爲節。後忠節者，無如信國。真知實踐，取義成仁。向無文忠，安有斯人。歷數後先，學文政事。功名氣節，有同有異。皆鄉先生，咸列於位。後之學者，曷敢不企。仲丁修祀，匪薦彝儀。庶幾來者，有之似之。所謂“益思所以成者，有光前聞”、“後之學者，曷敢不企”，可以在元明兩代找到衆多例證。

當元祚之末，廬陵爲戰略要衝，當時反元之袁州兵逼臨吉安，吉安士民此時已經視元廷爲正統，而以張士誠、徐壽輝、朱元璋等起兵爲叛亂，故當吉安城面臨被攻破的危機時，吉安士民多次起兵守城，郭鈺在《悲廬陵序》中詳細記述了吉安士民陳瓘守城的經過，且稱之爲“義士”郭鈺在詩中稱吉安乃“朝廷寄安危”，且斥投降之人“今日賣降人，昨朝清議子。奈何英雄姿，因之穢青史。值得注意的是，郭鈺在表彰廬陵義士節氣時，認爲與先賢的忠節傳統有關：“四忠與一節，流風甚伊邇。”郭鈺自然明白廬陵忠節之風是由前朝士人建構的，並且文天祥、李芾都是反抗元兵的忠烈，但到了元末已經時過境遷，新的正統王朝已深入人心，故而在這樣的背景下，廬陵士人便認爲起身保衛元代江山者亦屬忠節之範圍。在這一心理之中，其實有着鮮明的兩難矛盾清末民初反清人士與遺老曾在對待滿清態度的激烈辯論中深化了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以非本文所關，故不贅述。(www.xing528.com)

在明代靖難之變中，廬陵士大夫又一次在“四∕五忠一節”的垂範下起身反對朱棣，明王士性《廣志繹》卷四曰：“吉安夙稱節義之鄉，然至宋而盛。其祠有四忠一節，祀歐陽文忠修、楊忠襄邦乂、胡忠簡銓、周文忠必大、楊文節萬里。其後有文信國天祥、鄒侍郎。又有太學王炎午、布衣劉子俊、彭震龍、劉自昭、張雲，皆信國門客始終以死報信國者。至本朝靖難，又有周紀善是修、曾御史鳳韶、魏御史冕、王編修艮、顔沛縣伯瑋、王教諭省、鄒大理瑾、彭大理與明八人，良非他處所及。此八人合稱“八忠”，王士性將其置於“四忠一節”的傳統下載述，顯然是有見於“廬陵之風”的延續性。

郭鈺、王士性的記述，另一功能便是對觀念中的廬陵忠節祠進行擴充。當然，他們無意於使元明諸人躋身“四∕五忠一節”之列而與之齊名，記述的功能在於對“配祀”名單進行添加。明倪謙《劉忠湣公祠堂記》系爲廬陵邑人劉球而作，中謂：“曰我良臣以渥典。幽憤以伸，爰配鄉賢。五忠一節，爰作斯祠。也是這一“配祀”意識的體現。

從南宋後期，“廬陵四忠”已然成爲吉水甚至江西一代士風的標誌宋陳著《謝江西蕭帥逢辰舉從事郎以上啟》：“廬陵氣習，皆四忠薰染之餘；古心規模，存二程源流之舊。又陳氏《代前人回許僉事》：“有如某官，其材通周，其氣明銳。生四忠之國，自有見聞；受百篇之詩，非資議論。明余學夔《明吉安府學教授胡先生墓表》曰：“江西按察僉憲王公專督學校，以其有學有守，禮遇之，諭諸生曰：‘胡先生之教，真可爲‘五忠一節’邦師表也’。皆是以“四∕五忠”傳統爲依據來評論江西之人才。

在明人的交遊文章中，倘對方籍出廬陵，則習見援“四忠一節”之典以爲對方褒美之詞，幾成套語。例如明龔斆在送别劉彦彬之官錢塘丞時，因劉彦彬爲廬陵安福人，便先鋪墊“江右古稱多美士，而廬陵又四忠一節之邦，豈無才德之士生於今？而未之見，使人憾焉”，然後便謂劉彦彬“温乎如良金之在鎔，美玉之在璞”明建安趙友士在寄贈陳誠的詩中也説：“廬陵有四忠，願君踵芳跡。其意即指劉彦彬、陳誠可紹續廬陵遺風。明末與宋末在諸多史事上有着近似之處，故而明清易代之後，對於處此乾坤鼎革中人事的追述，往往會同宋末相比附。全祖望在代錢浚恭作記述錢肅樂行止時，便將其比作在“四忠一節”廬陵之風熏陶下的文天祥，所謂“四忠一節，偕騎箕尾以翱翔”、“捧指南之集，編次甫成；招蹈海之魂，碑銘初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