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陵三四忠的影響及其延續

作爲廬陵邑人，文天祥自幼對“廬陵三∕四忠”的垂範頗爲認同，前揭《宋史·文天祥傳》曾述文天祥自爲童子時見學宫三忠之像：“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間，非夫也。’足見“三忠”品目建構起來後，已經對邑人後學起到了砥礪氣節的作用。文天祥爲童子約在1242年前後，距三忠祠之創設（1204）已過三十七年。隨着文天祥的長大成人，學宫增祀“四忠一節”他又在《和蕭安撫平林送行韻（逢辰字應父樞密檢詳江西安撫）》一詩中表達過“學四忠”的志願：“欲酬長者殷勤祝，坎止流行學四忠。及文天祥在抵抗元軍流徙到廣東後，作《元夕》詩以明志，中曰“孤臣腔血滿，死不愧廬陵，猶以不愧廬陵之風自誓。可見終文天祥一生，其心中都對鄉賢“四忠一節”的垂範念念不忘。

明末義士張蒼水在杭州拜謁岳飛、于謙等墓時，便效法文天祥“殁不俎豆其間，非夫也”之語，而欲與岳飛“窀穸是附，同德比義，而相旦暮”黄宗羲在張蒼水墓誌銘中點出張蒼水所受的影響便是“廬陵之祠，四忠一節。文山自許，爼豆具列。誰冠貂蟬，增此像設。曰惟信公，終焉是揭。文天祥、張蒼水青年時的追慕前賢，若黄宗羲所謂“前之廬陵，後之甬水。五百餘年，三千有里。一時發言，俱同讖語”，説二人之身世“同讖語”不免將二人行爲注入頗多宿命性色彩，實際上二人皆是如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所總結的“爲此文化所化之人”，他們參與了廬陵“四忠一節”範式的建構與傳承，同時也被此“廬陵之風”所化，並切實用自己的人生去踐行了當年的志願。祠堂之使後人“觀感而興起”（明孫揚《從祀鄉賢議》）的意義於此可進而窺其大體。

文天祥童子時即以没而俎豆其間爲大丈夫，並且用一生堅守“不愧廬陵”的忠節，故而當他被元軍執縛後，廬陵後學王炎午便意識到吉州四忠一節祠將會有一位即將“丹心照汗青”的人物“俎豆其間”。王炎午爲南宋吉州安福人，當臨安城破之後，曾謁文天祥，“丞相初起兵，僕嘗赴公詔”，盡出家産以助抗元軍餉。後來他聽聞“丞相再執”，乃撰寫《生祭文丞相》一文，“采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於文山先生未死之靈。《生祭文丞相》一文在當時影響很大，對士民意氣之激發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文末王炎午痛歎“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且結以“一節四忠，待公而六。爲位其間，聞訃則哭”預見性地在廬陵忠節祠中爲文天祥留出了位置。需要注意的是，王炎午在祭文中的用語是“一節四忠，待公而六”，並没有預先設定“五忠一節”的品目，這自然是由於文天祥尚未得諡號——古人即使是私諡，在用字的斟酌上也是極爲慎重的，需要集公議而斟酌之，不可獨自評騭。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事件，那就是南宋畫院待詔李從訓之子吉州人李鶴田的臨安之行。

文天祥被俘五年後（1283），拒降被殺。本年冬天，在南宋故都臨安遺民群體中發生了李鶴田此行係應趙奎孟之約，意在憑弔故都，尋訪舊友，其間與汪元量同過孤山，且作有述懷詩《錢塘百詠》。李鶴田從廬陵動身時，劉辰翁有餞行詩；從臨安歸廬陵時，周密、林昉、閻宏、姚燧、張廣微等人皆有詩贈别。諸詩皆集中保存在《（道光）吉水縣志·藝文志》之中。周密《贈李鶴田供奉》十首是周密本集《草窗韻語》及《全宋詩》失收的佚詩，這十首詩語氣蒼涼，“故都”“忍淚看花過建章”“羊曇灑淚”“黍離麥秀”等用典皆寓含輿圖换稿的黍離之悲。其中第七首曰：

西江江水碧瀠瀠，白鷺青原物物春。近日四忠添一客，不知新記屬何人。

因李鶴田是吉州人，故周密詩中提及的西江、白鷺水、青原山皆用吉州勝景入詩，整首絶句與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的行文模式是同構的。下文將要引及的元末廬陵邑人郭鈺在《悲廬陵》中紀念守城死難的“義士”，開篇也是“峨峨青原山，洋洋白鷺水。炳炳照輿圖，磊磊足多士。四忠與一節，流風甚伊邇”的結構模式。周密詩的後兩句，實際是隱晦地指本年文天祥之殉國，意謂李鶴田故鄉四忠祠中又“添一客”，只是新的增修祠堂記文會是誰來撰寫呢？

我們可以注意到，王炎午的“一節四忠，待公而六”以及周密的“四忠添一客”，都是有意識地對廬陵忠節之風進行第三次建構，儘管他們都没有明確地提出“五忠”的品目。(www.xing528.com)

吉州士民“五忠一節”的自發祠祭之品目並没有固化，在劉辰翁之子劉將孫那裏也可以得到印證。劉將孫《題文山撰外祖義陽逸叟曾公墓志後》曰：

吾廬陵人物，名節高於富貴，文章多於爵位，科目顯融，前後相望，東西州尤不及，而磊磊軒天地者，則多有其人矣。劉兗公雖相東京，亦有可稱者，姑勿論。“四忠一節”，歐公生綿州，長漢陽，應舉開封；益公固新鄭僑寄；澹庵、誠齋二公，徒以特恩異數，冠西清班；忠襄止一倅耳。歷考三百年間，生廬陵、長廬陵、以科目榮廬陵、以宰輔稱廬陵、以精忠大節重廬陵，獨文山信公一人止，豈但一代之無二。自廬陵來，山水之鍾英，亦僅在乎此也。

儘管劉將孫未將文天祥納入“四忠一節”從而標“五忠一節”之品目，但他在行文中却將文天祥在廬陵人物名節之地位拔於“四忠一節”之上。

“五忠一節”的品目，直到明代宗朝纔正式確立，而前提便是景泰七年文天祥被追諡曰“忠烈”。明人典籍若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一七六、孫能傳《剡溪漫筆》卷五等對此事皆有載述，然唯稱追諡時間爲“景泰中”而何喬遠《名山藏·典謨記》則記載了具體的追諡時間：“（景泰）七年九月初九……諡宋臣文天祥曰‘忠烈’，謝枋得曰‘文節’。可爲明證。

前引李賢《大明一統志》卷五六記吉安府“忠節祠”時曾指出吉州四忠一節祠有兩處，一處在廬陵縣學，是在趙汝廈創立的三忠祠基礎上增設的；一處則爲李芾在吉州府城南新設之祠。據《大明一統志》所載，吉州府城南之祠“元毁，本朝宣德中知府賈節改築于祥符寺左。正統中知府陳本深繼成之，又益以文天祥，俱肖其像，請以春秋仲月致祭，李昌祺記。可見直到明正統中文天祥纔被正式增祀，進入忠節祠。那麽這是否與前引元佚名《文山先生紀年録》所説“至治三年癸亥……士民復於城南忠節祠增設公像，以肯齋李芾配”相矛盾呢？可能的解釋有兩種，一是吉州府城南之四忠一節祠確曾增祀文天祥、李芾，只是由於此祠“元毁”，宣德中改築於祥符寺左時遺漏了文天祥，直到正統中又由知府陳本深增入。這種解釋的可能性較小，因爲倘元代文天祥已經入祠四忠一節祠，則吉州邑人必久已熟知，焉有遺漏之可能？另一種解釋是元佚名《文山先生紀年録》所載“士民復於城南忠節祠增設公像”只是一時行爲，後因文天祥尚無“忠”字諡號，故這一增祀没有被延續。這一解釋可能性比較大，但皆文獻不足徵，姑闕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