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学第5辑：二三忠、四忠一节的形成

元佚名《文山先生紀年録》“至元二十年癸未”曰：

至治三年癸亥，吉安郡庠奉公貂蟬冠、法服像與歐陽文忠公修、楊忠襄公（邦）乂、胡忠簡公銓、周文忠公必大、楊文節公萬里、胡剛簡公夢昱序列祠於先賢堂。士民復於城南忠節祠增設公像，以肯齋李芾配。廬陵舊有“四忠一節”之稱，今爲“五忠一節”云。⑥

這則材料明確地呈現了廬陵舊有“四忠一節”之詳目：文忠公歐陽修，忠簡公胡銓，忠襄公楊邦乂，文忠公周必大，文節公楊萬里。⑦至治三年（1323）也就是文天祥殉國四十年後，邑人又於忠節祠增祀文天祥，始稱“五忠一節”。這裏有一個問題，即如《宋史·文天祥傳》所言，文天祥“自爲童子時，見學宫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諡‘忠’，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間，非夫也。’”⑧歐陽修等人皆得宋廷褒諡曰“忠”，然文天祥與宋祚同隕，在元代亦無追諡，及明景泰間方追諡曰“忠烈”。那麽當如何理解文天祥在宋末元初之入“五忠”呢？關於這一問題本文將在第三部分進行討論，兹先推考“廬陵舊有‘四忠一節’”之由來。

歷史上廬陵號多士，儒者名臣輩出，邑人久有圖畫邑賢之像以供奉的傳統：“里人圖，所以尊顯風厲、以垂無窮者。”⑨“四忠一節”品目的形成，有一個演變的過程。載籍可考者，廬陵最初乃“三忠”並稱，即文忠公歐陽修、忠襄公楊邦乂、忠簡公胡銓。趙汝廈在廬陵縣任上創立了三人之祠堂，命名曰“三忠堂”。周必大在《廬陵縣學三忠堂記》中回顧了三人諡“忠”之緣起曰：

歐陽公修以六經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術復明，遂以忠言直道，輔佐三朝，士大夫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諡曰“文忠”，莫不以爲然；南渡搶攘，右相杜充擁衆北叛，金陵守陳邦光就降，惟通判楊邦乂手罵賊，視死如歸，國勢凜凜，士大夫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褒贈之，賜諡曰“忠襄”，則又莫不以爲然；時宰議禮，衆論訩訩爲一。編修官胡銓毅然上書，乞斬相（原注：闕）北使，三綱五常賴以不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厥後天子從而褒贈，賜以“忠簡”之諡，則又莫不以爲然：是之謂“三忠”。

通過周必大《廬陵縣學三忠堂記》，我們可以考知廬陵立三忠祠堂始於“廬陵宰趙汝廈即縣庠立三忠祠，歲時率諸生祀焉”周文落款“嘉泰四年八月日”，又岳珂《桯史》卷一一“三忠堂記”條曰“嘉泰四年八月，始爲堂縣庠，以祀三忠”則三忠祠甫立（1204）之時即請周必大撰寫了《廬陵縣學三忠堂記》。岳珂《桯史》又載，周必大撰寫此文時，“在里居，春秋七十有九”，謝絶碑版之文不肯爲，但對此文之請却“奮然起曰：‘是當作。’即爲屬稿，文不加點而成。……其冬十月朔遂薨，蓋絶筆焉。《宋史·周必大傳》也稱“嘗建三忠堂於鄉，謂歐陽文忠修、楊忠襄邦乂、胡忠簡銓，皆廬陵人，必大平生所敬慕，爲文記之，蓋絶筆也。然而《宋史》載周必大“建三忠堂於鄉”，與史實並不合，三忠堂實爲趙汝廈主持設立。(www.xing528.com)

周必大撰《廬陵縣學三忠堂記》而絶筆，頗具有象徵意義。此文既體現了周必大對廬陵三忠“巍巍堂堂，袞服有章。揭日月而行，學者固仰其煒煌”垂範之敬重，也表達了他對廬陵士風“若夫百世之下，聞清風而興起，得無慕休烈揚顯光者耶”的期待周必大實際是以絶筆之文參與到了廬陵“三忠”品目的構建之中，故而樓鑰在撰周必大墓誌銘時特爲表而出之，謂此文“精確簡嚴，幾於絶筆”，“一代風流，於焉盡矣。

岳珂在《桯史》中抄録了求訪而得的《廬陵縣學三忠堂記》寫卷全文，並説“益公諡文忠，余謂它日有尚賢者在位，隮配其間，尚可謂‘四忠’也”這是廬陵四忠一節祠設立之前，岳珂預見性的表述。當時廬陵士人與岳珂有類似見解者當不在少數，但要真正將此類預見付諸現實，仍有待於官方性質的參與來共同建構。

從“三忠”到“四忠”的二次建構發生在周必大（1126—1204）、楊萬里（1127—1206）去世後不久，而尤其彰明於李芾（？—1276年）守吉州之時。明李賢《大明一統志》卷五六“忠節祠”條曰：“有二，一在廬陵縣學文廟東，舊祀宋歐陽修、楊邦乂、胡銓爲三忠祠。嘉定末又增周必大、楊萬里爲‘四忠一節’。一在府城南，元毁。嘉定（1208—1224）爲宋寧宗年號，據此可知在嘉定十七年之前，廬陵縣學已經增祀周必大、楊萬里爲“四忠一節”，只是主事人於史已無考。

又明余之禎《（萬曆）吉安府志》卷一七《賢侯傳·李芾》曰：“李芾，咸淳間知吉州，嘗以忠節自負，於州城南立四忠一節祠。參以上引《大明一統志》史料，可知李芾所立之四忠一節祠係在吉州城南，時間在咸淳間（1265—1274），與廬陵縣學原有者正可交相輝映。除在州治立祠堂外，李芾還“集四忠一節行狀、銘碑、諡議，刻之郡齋，名《景行編》。

李芾通過新立四忠一節祠、刻《景行編》，主動地參與到廬陵之風從“三忠”到“四忠一節”品目的建構與弘揚之中，其必要前提條件是李芾“以忠節自負”的秉性。這一秉性從《（萬曆）吉安府志》所記“賈似道忌之，免官去”一事也可以看出無疑地，李芾對“四忠”的“高山景行之懷”對其自身的氣節也起了磨磡强化的作用，劉將孫《潛光集序》稱李芾：“後來長沙之節，照映東南，與四五公相望不朽，豈非其志尚之所立哉？“長沙之節”指李芾在抗擊元軍極爲慘烈的潭州（今長沙）保衛戰中殉國，正是對當年廬陵舊事的呼應。劉將孫所評價的“與四五公相望不朽”，在元代即被吉州士民以配祀忠節祠的形式加以肯定，前引元佚名《文山先生紀年録》曰：“至治三年癸亥，……士民復於城南忠節祠增設公像，以肯齋李芾配。一位曾參與建構“四忠一節”之品題傳統的士人，最終也被這一傳統所納入，從而被建構爲進入廬陵忠節祠的最後一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