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期元祐黨人群體的特徵-新宋学第5辑

在徽宗朝“崇寧黨禁”的政治氛圍下，除去朝臣文士奉命撰寫“豐亨豫大”的廟堂頌文，地方上很難具備文學結盟的能力和條件，在後“蘇門”時代，失去重心的文壇凝聚力逐漸消失，徽宗文壇在地方上呈現出“紛繁的塊狀分布。

雖然此前中心較爲突出的文人集團被分散的地方士人群體所取代，但士林向心力在徽宗時期仍然慣性地存在着，尤其是精神上對“元祐之學”的私淑與承續，一直綿延至南渡士人群體。

與此同時，“蘇門”子弟在北宋末期的境況頗具代表性：以“蘇門”群和“歸去來”爲標誌，如蘇轍、程頤等舊黨士大夫在新黨當國時選擇退隱躬耕、獨立自守，這在當時的士林非常具有號召力和普遍意義。但此處還須指出，與一般意義上士大夫致仕還鄉的躬耕生活尚有不同，蘇氏、程氏家族還有其學統淵源，而定居許、洛的意義也就更爲深遠了。務農生活本身並不等同於賡續文化傳統，不管士大夫個人主觀上多麽嚮往田園生活，“士”階層的文化使命無法替代。許昌／潁昌府和西京洛陽／河南府一樣，乃當時的“人物淵藪”，又距離政治中心開封很近，屬於政治敏感地帶，是“候補”士大夫們的理想居所。這些元祐舊僚選擇寓居於此，時刻洞察廟堂的風尚，並隱隱地積聚着文化力量，準備在未來的合適時機當仁不讓地奮起。這樣來看，“許、洛之黨”的説法未必没有道理。

行文至此，筆者並不能勾勒出後“蘇門”時代文人集團明晰的傳承圖景，而晚年蘇轍更是以杜門默坐的“潁濱遺老”現諸世人。但本文意圖説明的是，歸隱“江湖”實則展現了北宋末期“元祐黨人”的群體面貌，在社會中具有普泛化意義，而蘇轍也象徵性地成了他們的精神支柱。甚至對筆者而言，晚年蘇轍的“沉默”正是其吸引人之處，這背後藴藏了巨大而堅決的力量。雖然這種沉默、閉關的姿態曾被朱子非笑，但對於平凡的、真實的具體生命來説，在混亂世事中獨善其身，對道有所執着、心境安定而不消極淪落，已是不易，我們若以人情推想，自然能夠給予他們比朱子更多的同情和理解。我們看到的，是一位老人自安於一個與他漸行漸遠的時代，却依然好好生活着。

而徽宗末期地方上的“元祐黨人”，雖没有形成此前“蘇門”文學的繁榮局面，以歸隱躬耕的集體沉默來回應當局（當然，個人化的寫作從未間斷），但舊黨的身影却如一股歷史潛流若隱若現，他們在許、洛等地以道自守，並使文化得以保存並光大於後世——“君子之道，黯然而日章”，這就是北宋末期“元祐黨人”“沉默”的力量。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

①　王水照《北宋的文學結盟與尚“統”的社會思潮》，載《王水照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頁。

②　參見朱剛《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第三章第五節《面向公共“文壇”的寫作——北宋士大夫非集會的同題寫作現象》，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87—211頁。

③　〔宋〕蘇轍《和子瞻歸去來詞並引》，陳宏天、高秀芳點校《蘇轍集》之《欒城後集》卷五，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942頁。

④　〔宋〕蘇轍《題東坡遺墨卷後》，《蘇轍集》之《欒城三集》卷二，第1180頁。

⑤　〔宋〕蘇轍《和子瞻歸去來詞並引》。

⑥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四四《文苑傳六·晁補之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7册，第13112頁。

⑦　朱剛《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第三章第五節《面向公共“文壇”的寫作——北宋士大夫非集會的同題寫作現象》，第204頁。

⑧　《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京西北路”：“潁昌府，次府，許昌郡，忠武軍節度。本許州。元豐三年，升爲府。”第7册，第2115頁。又可參見〔宋〕周煇著、劉永翔校注《清波雜志校注》卷一“潁川郡王”條，中華書局1994年版。

⑨　參見〔宋〕鄒浩《潁川詩集敘》，《全宋文》卷二八三六，第131册，第255頁。

　〔宋〕韓元吉《書許昌唱和集後》，《全宋文》卷四七九三，第216册，第119頁。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卷上，《叢書集成初編》本。

　〔宋〕朱弁著、孔凡禮點校《曲洧舊聞》卷三，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23頁。

　〔宋〕周孚《用獨樂園故事以雪水烹茶招彦章》，《全宋詩》卷二四八三，第46册，第28757頁。

　〔宋〕韓淲著、孫菊園點校《澗泉日記》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頁。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卷上，《叢書集成初編》本。

　參見〔清〕池生春、諸星杓編，張尚英校點《二程子年譜·明道先生年譜》卷四：“（元豐）四年辛酉，四十九歲。在潁昌。先生之罷扶溝，貧無以家，至潁昌而寓止焉。”同年又云：“楊中立以師禮見先生於潁昌。”又，《二程子年譜·伊川先生年譜》卷三云：“（元豐）四年辛酉，四十九歲。在潁昌。”見吴洪澤、尹波主編，李文澤、刁忠民主審《宋人年譜叢刊》第四册，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7、2513、2591頁。

　〔宋〕吕本中著，查清華、胡儉整理《師友雜志》，見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三編第6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頁。

　《宋史》卷四二八《道學傳二·楊時傳》，第36册，第12738頁。

　〔宋〕楊時《龜山集》卷四二；《全宋詩》卷一一四八，第19册，第12953頁。

　參見《宋史》卷四二八《道學傳二·楊時傳》，第36册，第12738頁。

　〔宋〕蘇籀《欒城先生遺言》，張劍光、李相正整理，見《全宋筆記》第三編第七册，第161頁。其中“潩上名園似洛濱，欲遣姚黄比玉真”一詩，筆者依據的是《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全宋筆記》將此詩録爲“潩上似洛濱，青帝遣姚黄比玉真”，似不成句。(www.xing528.com)

　〔宋〕朱弁《曲洧舊聞》卷三，第125頁。

　同上書，第115頁。

　有關“許黨”以及蘇轍晚年定居潁昌府的象徵意義，筆者受到導師朱剛在《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第五章第二節《蘇轍晚年事跡考辨》中相關論述的啟發，並在此基礎上加以闡釋，詳見氏著第355—376頁。

　《墨莊漫録》的《四庫提要》云：“邦基字子賢，高郵人。仕履未詳。自稱宣和癸卯在吴中見朱勔所采太湖黿山石，又稱紹興十八年見趙不棄除侍郎，則南、北宋間人也。”〔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042頁。

　〔宋〕張邦基著、孔凡禮點校《墨莊漫録》卷四“戊己四先生”條，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12頁。

　〔宋〕鄒浩《潁川詩集敘》載：“承君知其爲僚於此也，書來告曰：‘韓城，吾里也。崔德符、陳叔易，天下士也。東南豪英森森，號爲儒海。吾嘗默求二子比者，殆不與耳目接，子其親炙之。’”《全宋文》卷二八三六，第131册，第255頁。

　〔宋〕韓淲《澗泉日記》卷上，第12頁。

　《宋史》卷四四四《文苑傳六·李廌傳》，第37册，第13117頁。

　〔清〕王士禛著、湛之點校《香祖筆記》卷一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崔、陳、田氏三人中，崔鶠的舊黨立場最爲明顯，可參閲《宋史》本傳的兩則上疏，其一呈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崇温公而斥章惇；其二寫於欽宗即位的靖康元年，尊元祐之學而貶抑新學，見《宋史》卷三五六《崔鶠傳》，第32册，第11213—11217頁。陳恬雖隱居不仕，但與晁説之、李廌等舊黨中人相交爲友，且在徽宗時期與蘇氏家族亦有結交，如蘇籀《雙溪集》卷一有《次韻陳叔易遠别離三首》，二人應相識。田晝亦不肯爲新黨所用，詳見《宋史》卷三四五《田晝傳》，第31册，第10959頁。

　李欣《徽宗詩壇的創作群體及其地域分布》，載《長江學術》2009年第2期。

　〔宋〕蘇轍《除日》，《蘇轍集》之《欒城三集》卷二，第1172頁。

　以上所引諸詩分别見《欒城後集》卷四，《蘇轍集》，第925頁；《欒城後集》卷四，《蘇轍集》，第938頁；《欒城後集》卷五，《蘇轍集》，第942頁；《欒城三集》卷一，《蘇轍集》，第1165—1167頁；《欒城三集》卷二，《蘇轍集》，第1181頁。

　參見〔宋〕蘇轍《管幼安畫贊並引》，《蘇轍集》之《欒城三集》卷五，第1108—1109頁。

　參見朱剛《論蘇轍晚年詩》，載《文學遺産》2005年第3期。

　同上。

　〔宋〕蘇轍《歲暮二首》其一，《蘇轍集》之《欒城後集》卷四，第931頁。

　〔宋〕蘇過《祭叔父黄門文》，《斜川集校注》卷八，第557頁。

　蘇轍晚年的許多詩作都題寫給兒侄，可以想見，家人之間應有頻繁的詩作唱和。就後輩寫給蘇轍的和詩而言，以筆者目力所及，現存蘇過與叔父的往來唱和詩有：《上巳日久病不出示兒侄二首》（《欒城後集》卷三）、《次韻叔父上巳二首》（《斜川集校注》卷三）、《葺東齋》（《欒城後集》卷三）、《和叔父移居東齋》（《斜川集校注》卷三）、《和毋仲山雨後》（《斜川集校注》卷三）、《見兒侄唱酬次韻五首》（《欒城後集》卷三）、《己丑除日二首》（《欒城三集》卷二）、《次韻叔父黄門己丑歲除二首》（《斜川集校注》卷三）、《十月二十九日雪四首》（《欒城三集》卷三）、《次韻叔父小雪二首》（《斜川集校注》卷三）。另外，蘇籀《雙溪集》卷一開篇有《次韻大父曬麥》（蘇轍原詩見《欒城三集》卷四《外孫文九伏中入村曬麥》）、《大父令賦舊扇》、《大父令賦捕魚》三詩。此類唱和之作在現存詩歌數量上頗爲可觀。

　以上所引諸詩分别見《欒城後集》卷三，《蘇轍集》，第919頁；《欒城後集》卷四，《蘇轍集》，第927頁；《欒城後集》卷四，《蘇轍集》，第931頁；《欒城三集》卷四，《蘇轍集》，第1199頁。

　參見李欣《徽宗詩壇的創作群體及其地域分布》，此文以地域爲准，將徽宗詩壇劃分爲江西詩派詩人群體、潁昌詩人群、汴京詩人群、江浙詩人群和汝州詩人群。

　上文所論晚年蘇轍“手持文章柄，燦若北斗標”“天下愈尊之如泰山、歸之如鳳麟”，便是其例。而“蘇門”的另一成員張耒，則較蘇轍更爲主動地與其他志士交往，《宋史》本傳云：“時二蘇及黄庭堅、晁補之輩相繼没，耒獨存，士人就學者衆，分日載酒肴飲食之。”見《宋史》卷四四四《文苑傳六·張耒傳》，第37册，第13114頁。從蘇轍到張耒，亦可見到“蘇門”在徽宗朝的士林影響力。但仍需指出，二人在後“蘇門”時代，亦即北宋末期皆無法擔當起文壇主盟的角色。

　其説見〔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一三〇：“子由深，有物。……後來居潁昌，全不敢見一客。一鄉人自蜀特來謁之，不見。候數日，不見。一日，見在亭子上，直突入。子由無避處了，見之。云：‘公何故如此？’云：‘某特來見。’云：‘可少候，待某好出來相見。’歸，不出矣。”中華書局，第3118—3119頁。又，吕本中則對晚年蘇轍報以同情之理解，參見《童蒙訓》卷下：“蘇子由，崇寧初居潁昌。時方以元祐黨籍爲罪，深居自守，不復與人相見，逍遥自處，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以至於没。亦人之所難能也。”《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