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洛蜀党争演变为许洛两党

儘管上述文獻將許、洛並稱，但皆未公開指稱其爲某一政治群體，徽宗朝的許、洛士人或謫居，或歸隱，或拒絶出仕，他們的政治身份也相應減弱。從史料來看，首次提出“許、洛之黨”説法的是兩宋之交的張邦基，他在《墨莊漫録》卷四“戊己四先生”條下有如是記載：

許、洛兩都，軒裳之盛，士大夫之淵藪也。黨論之興，指爲許、洛兩黨。崔鶠德符、陳恬叔易皆戊戌生，田晝承君、李廌方叔皆己亥生，並居潁昌陽翟，時號戊己四先生，以爲許黨之魁也。故諸公皆坐廢之久。

這則筆記頗堪玩味。首先，許、洛兩地在北宋得衣冠文物之盛，上文已經述及；其次，張氏列舉了四位當地名人，即崔鶠、陳恬、田晝和李廌。若在《宋史》中細細尋繹他們的身世（其中陳恬無傳），很容易發現他們並非當時的達官顯貴，四人中僅崔鶠考取進士，田晝以門蔭入仕（他是仁宗朝樞密使田況的從子），李廌屢試不第，陳恬則與晁説之同隱嵩山，是當時“有名”的隱居文人。他們的共同點是以深厚的文學修養、高尚的風骨氣節爲人稱道，不妨稱其爲許昌“名士”，而彼此間也互有往來。如鄒浩在《潁川詩集敘》中描述了與好友蘇世美、崔德符、裴仲孺、胥述之等人詩歌唱酬之事，也曾邀陳叔易加入，但因其“杜門著書”而未果，而崔、陳二人正是由田晝寫信向鄒浩推薦的“天下士。《澗泉日記》卷上亦載：“崔德符與田晝承君、田亘元邈爲友，每罷官，即挈家徑投承君兄弟，如兄弟也。承君取與最嚴，與鄒至完（鄒浩）友善。此處需要額外加以説明的是李廌。與前三位陽翟人不同，李廌本是華州（今陝西華縣）人，在元祐六年（1091）第二次應試落第後，方纔安家許昌，《濟南集》卷三有詩題爲《某頃元祐三年春禮部不第，蒙東坡先生送之以詩，黄魯直諸公皆有和詩，今年秋復下第，將歸耕潁川，輒次前韻，上呈編史内翰先生及乞諸公一篇，以榮林泉，不勝幸甚》，又有“欲持牛衣歸潁川，結廬抱耒箕隗前”的詩句，證明他打算在當地安家。關於其擇居標準，《宋史》本傳有清楚的記載：“中年絶進取意，謂潁爲人物淵藪，始定居長社，縣令李佐及里人買宅處之。而他也很快便同“潁川人物”崔德符、陳叔易相與爲友，《濟南集》卷四中有《賀蘭先生詩同陳恬叔易和節度使王漢忠韻》《又過陳叔易隱居相拉同遊超化寺詩》《崔先生所守甚高，其爲人表裏澹泊，然其文曄如，有自然之美，可喜也，因還其詩卷題其末》諸詩，即是明證。歸結言之，張邦基列舉“戊己四先生”來説明許地“軒裳之盛”，乃“士大夫之淵藪”，其言甚確；但他轉而將四人冠以“許黨之魁”的名號，却又讓人頓生困惑。

但反過來説，單單由“戊己四先生”爲魁首的許昌地域文化群體足以構成一個“許黨”，也未免過於誇張了。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想，身處兩宋之交的張邦基在寫下“黨論之興，指爲洛、許兩黨”這句話時，確實隱含了“洛、蜀黨爭”在地域上的延續形式：兩位元祐舊臣程頤、蘇轍在徽宗朝分别隱居洛陽和許昌，這正是“許、洛之黨”的密意。但張氏却没有説當時閉門不出的蘇轍是“許黨之魁”，而是稱讚了許昌當地的文化名人，他們雖然不曾被視爲“蘇門”子弟，然其政見主張無疑傾向於舊黨。在此，我們必須承認這條筆記記載的内在含糊性。

兩相權衡，我們也許可以説，真正給“許黨”這一名稱注入歷史想象力的，恰恰是晚年蘇轍隱居許昌這一事實。畢竟，這位前朝“遺老”所輻射出的精神感召力不宜低估，而會集於許昌的“舊黨”勢力也現實地存在着：“元祐大僚，晚年受挫，多居於此，流寓的有范鎮子孫、吕公著子孫、范仲淹子孫、韓億子孫、蘇門子弟，他們不僅政治立場相近，而且私交甚密，政治失意之時，詩酒酬唱就是莫大的慰藉。筆者認爲，張氏之所以會用“許黨”一詞，主要是就許昌士大夫的群體影響力而言的，而且主要是指或貶謫或隱居的“元祐黨人”。(www.xing528.com)

從“洛、蜀黨爭”到“許、洛兩黨”，我們也可憑此看出北宋中期至後期士林氣象的變化：與“洛、蜀黨爭”以學術思想爲標的、以政治活動爲軸心的鮮明黨派色彩不同，“許、洛兩黨”這一稱謂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徵，其主體是持舊黨立場的地方文士與退隱官僚，使許、洛隱然成爲舊黨的勢力圈，但不宜提升至政治黨派的高度，只可看做以地域爲依託的士大夫群體。而這一變化的深層原因在於，新黨執政者憑藉“國是”壓下了“黨爭”，極大壓縮了持異調者的發展空間，從根本上取締了“許黨”“洛黨”存在的合法性。但就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下，張氏這條筆記却提出了“洛、許兩黨”的説法，感覺好像同聚集首都開封的新黨集團形成某種程度的對峙並存之勢，竊以爲這種説法表達了當時浮現於社會上的輿論導向，體現“元祐學術”在不同地域的延續性，這一文化傳統始終被地方士人小心護持直至南宋。

以上主要對許昌地域和“許黨”内涵進行説明，下文則將重心移至晚年定居於此的蘇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