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門歸隱：新宋学第5辑

在北宋末期遭貶的“元祐黨人”中，蘇轍作爲當時“蘇門”的核心成員，是引人注目的一位。這種自我身份意識，在“蘇門”成員隱退之前，以群體唱和的形式最後一次被强烈地集中表達。這便是“蘇門”群和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蘇轍在其中起到組織者的作用，並産生廣泛而深遠的社會影響，意義非凡。

在此之前，我們有必要區分陶淵明原辭、蘇軾和辭與“蘇門”成員追和之間的差别。陶淵明超拔於一切時代之上，如天外流星、凡空絶響，他的《歸去來兮辭》自有其獨立價值；蘇軾則不止一次地宣布自己和陶淵明在暌隔的時空中分享着同一個生命——“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江城子》）、“賦《歸來》之清引，我其後身蓋無疑”（《和陶歸去來兮辭》），他的和陶之作出於由衷的傾心；但“蘇門”關於《和陶歸去來兮辭》的同題寫作現象，與蘇軾本人的情況又有所不同：雖説和辭本身自含明志之義，追懷蘇軾的意圖也非常明顯，但群體性唱和現象一旦出現，除了同道者相互勸勉這一功能外，更有團體“宣言”的色彩，從而具備面向世人的公共性表達傾向。②從這一角度來考察，“歸去來”主題下若隱若現的黨爭背景，提醒着後世的讀者，此處“蘇門”唱和的真正意圖，是要解決“舊黨”在徽宗朝的進退出處這個政治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説，蘇門所謂的“和陶”，實是“和蘇”，並與“蜀黨”的政治立場相掛鉤。

此次文學活動的具體進程，從哲宗元符元年（1098）蘇軾首唱，一直持續到徽宗年間。其中，秦觀和作《和淵明歸去來辭》（載《淮海集》卷一）寫於元符三年（1100），得以在他去世前來得及唱出“歸去”之志。而在其兄去世後，蘇轍自覺擔當起唱和組織者的角色。

首先是蘇轍自己的和作。按其説法，早在元符年間，蘇軾謫居海南時便邀蘇轍和作，但他“方再遷龍川（即循州），未暇也”，直至“辛巳歲（1101年，建中靖國元年），予既還潁川，子瞻渡海浮江至淮南而病，遂没於晉陵。是歲十月，理家中舊書，復得此篇，乃泣而和之”。③二蘇唱和“歸去來”的前後時間差異，標誌着二人生命軌跡的不同——“多難晚流落，歸來分死生”。④斯人已逝，蘇轍遲至徽宗朝才下定決心“歸去”，且做得比東坡更決絶：“心遊無垠，足不及門”，“有父兄之遺書，命却掃而閉關”，“龜自閉於床下，息眇綿乎無求”，⑤留給後人那個棄世獨立的“潁濱遺老”形象。

之後，蘇轍又邀請諸好友同作，且將唱和範圍嚴格控制在“蘇門”成員内部。在現存文集中，有張耒《子由先生示東坡公所和陶靖節歸去來詞及侍郎先生之作，命之同賦，耒輒自閔其仕之不偶，又以弔東坡先生之亡，終有以自廣也》（載《柯山集》卷五）、晁補之《追和陶淵明歸去來辭》（載《雞肋集》卷三）、李之儀《次韻子瞻追和歸去來》（載《姑溪居士後集》卷一三）。另外，黄庭堅當時有無和作無法確定，然其《撥棹子·退居》亦以“歸去來”入詞；李廌和作今不存，而其七古《贈卜者張生歌張曆陽人也》（載《濟南集》卷三）有“歸去來兮余已悟”“箕山之陰潁水湄，二頃荒田安畎畝”的詩句，其精神與前幾首和作是相通的。(www.xing528.com)

耐人尋味的是，雖然是蘇軾首唱“歸去來”，但他本人因於建中靖國元年去世，未能踐行其志，反倒是蘇轍及其他“蘇門”子弟在此後的歲月中過着“簞食瓢飲”的隱居生活。正如上文所述，“蘇門”此次的同題創作，更像是公之於世的“歸隱宣言”，並在晚年身體力行着。這些和作在曠達超脱的意境中，却傳達出決絶的堅卧不起之志，讀來令人爲之一振。

此後，“蘇門”文人散落四方：蘇氏族人和李廌定居許昌；黄庭堅於崇寧四年（1104）在宜州去世；晁補之還家濟州，“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⑥；張耒初被貶黄州，後於崇寧五年（1106）遷居距許昌不遠的陳州；李之儀終老太平州，自號姑溪居士，而“蘇門”的群體唱和也隨之止息。但因共賦“歸去來”而産生的精神維繫與契合，却更强烈地與當時的時代發生共鳴。被“蘇門”以文學形式呼唤出的“歸去來”宣言，在當時遠遠突破“蘇門”的範圍，化作舊黨士大夫以道自守、激流勇退的普遍性訴求，擴大爲“歸去來”的群體現象，其精神甚至鼓動激蕩着後世的文人——朱剛師對此提出了公共“文壇”於彼時的存在可能性：

在嚴峻的政治形勢下，他們集體對“歸去來兮”的吟唱，對内省自修的强調，仿佛是一個時代的“舊黨”文人渴望擺脱政治壓迫的集體呼聲。這樣的聲音超越時間與空間的界限，在當時以及後來的衆多士大夫心中唤起了共鳴，因此，蘇轍的組織作用馬上失控，唱和行爲被公共化趨勢席卷而去。從北宋到南宋，乃至南宋以下，新的和辭不斷出現。繼和者由於各自的契機，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場合通過寫作對前人進行回應，以期形成精神上的認同。例如，蘇軾、蘇轍、秦觀等人的貶謫經歷使貶謫成爲一個繼和的重要契機，後來陳瓘、胡銓、李綱、王大猷等都因貶謫而寫作的和辭，其作品中可以發現對於蘇軾、秦觀和辭的追溯。⑦

從這個視角來看，在遠離“廟堂”的“江湖”上，分布着一批以“元祐黨人”爲身份標識的“隱士黨”“躬耕黨”，自願過着沉默、平淡、清貧的生活，而在北宋末期的許昌也存在着這樣一批舊黨士大夫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