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 凡
北宋熙寧七年（西元1074年），蘇軾從杭州通判調任密州知州。對王安石新黨來説，這是明升暗降的一招棋，關鍵是阻止蘇軾入朝議政，以免干擾或影響新法的推行。當年十一月三日，蘇軾甫抵密州，立即緊張地投入了當地的撲滅蝗災的救災工作，表現了他那關心民瘼的一貫立場。膠西山城密州（今山東諸城），與素有“人間天堂”美名的杭州相比，生活變化很大。救災如救火，他親赴救災前線指揮，生活當然很艱苦。以此，他在《答劉孝叔》詩中有“公厨十日不冒煙”的誇張描述。加以當時密州是個貧困地區，生活環境大異於天堂杭州，他在《後杞菊賦》序中有形象的描繪：“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膠西，意且一飽，而厨齋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判劉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如此自我調侃，在艱苦環境中，仍不失其超然曠達的本性，暗中傳達了不被政敵所壓倒的倔强及獨立人格。以此，他在救災告一段落的期年之後，依城上舊臺加以修建，新臺告竣，其弟蘇轍爲之命名“超然臺”。時蘇轍任齊州掌書記，在濟南，地與密州相距不遠。其《超然臺賦》序曰：“天下之士，奔走於是非之場，浮沉於榮辱之海，囂然盡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達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於物故邪？《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嘗試以‘超然’命之，可乎？”於是蘇軾提筆撰《超然臺記》，道其不累於心而遊於物外的超然之樂，文曰：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
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内，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鬥，又焉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横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適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全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没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遯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温。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
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論文寫就，蘇軾分贈諸友索其酬應。除弟轍外，最親近者莫過於表兄文同（字與可）。文同讀蘇軾《超然臺記》後，即撰《超然臺賦》以應，時熙寧九年春，文同在漢中洋州知州任上。密州、洋州（今陝西洋縣），雖然二地東西遥隔數千里，但文、蘇二賢太守，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終於成就了一段文壇佳話而令人傳頌。同賦曰：
方仲春之盎盎兮，覽草木之菲菲。胡怫鬱於余懷兮，悵獨處而無依？陟危譙以騁望兮，丘阜崔嵬而參差。窮莽蒼以極視兮，但浮陽之輝輝。忽揚飆以晦昧兮，灑氛霾於四垂。躓余心之所行兮，欲溷溷其安之？蛻餘神以遐騖兮，控泬寥而上馳。辟晻曖以涉鴻洞兮，揮霓旌而掉雲旗。擺長彗以夭矯兮，從宛虹之委蛇。曳彩旒以役朱鳳兮，駕瓊輈而驅翠螭。涉横潢以出没兮，歷大曤而蔽虧。翀萬里以一息兮，俯九州而下窺。有美一人兮在東方，去日久兮不能忘。凜而潔兮岌而長，服忠信兮被文章。中皦皦兮外琅琅，蘭爲襟兮桂爲裳。儼若植兮奉圭璋，戢光耀兮秘芬芳。賈世用兮斯卷藏，遊物外兮肆倡狂。余將從之兮遥相望，回羊角兮指龍肮。轉嵎夷兮蹴扶桑，倚泰山兮聊徜徉。下超然兮拜其旁，顧有問兮遇非常。忽掉頭兮告以祥，使余脱亂天之網兮解逆物之韁。已而釋然兮出有累之場，余復仙仙兮來歸故鄉。①
文同此賦寄到密州，蘇軾讀後，非常興奮，於熙寧九年四月五日撰《書文與可〈超然臺賦〉後》回應，文曰：“余友文與可，非今世之人也，古之人也。其文非今之文也，古之文也。其爲‘超然’辭，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物相關，其《遠遊》《大人》之流乎！”給予極高的評價。所稱“古之人”和“古之文”，實與今之俗人俗作相對立，蘇軾欣賞其超越當今世俗流輩而不同凡響，其“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物相關”，實與自己的記文同一追求、同一境界。從這二篇作品看，可見文、蘇二人同一精神，相互欽佩歎賞。文同賦中“有美一人兮在東方，去日久兮不能忘。凜而潔兮岌而長，服忠信兮被文章”，所謂在東方的“有美一人”，指其知音摯友蘇軾，其品格高潔，行爲芬芳，其道德文章，上自帝王士夫，下至鄉閭平民，幾乎是無所不知而衆口皆碑。因此，文同繼承了屈原辭賦那“香草美人”的優良文學傳統，以“美人”來稱賞蘇軾，並表示了追隨前後的真誠思念。的確，文、蘇二人關係非同一般。文同大蘇軾十八歲，無論在京師朝廷，還是在地方州郡，其政治經歷非常豐富，他和年輕的蘇軾在邠州相識，很快就心氣相通，相濡以沫，成了無話不談的忘年交。因爲他們二人之間，有了太多太多的共同語言，不僅討論思想學術，就是琴棋書畫及詩詞歌賦也都有共通的藝術愛好。因此，二人相互欣賞，也很自然。蘇軾對文同，情誼極深，文同死後，蘇軾在湖州寫《祭文與可文》曰：“道之不行，哀我無徒。豈無友朋，逝莫告余。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疏之耶？”“孰能爲詩與楚辭，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訃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喟，夢相從而驚覺，滿茵席之濡淚。……然余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乎？”②其真誠痛苦，感動天地。而文同對蘇軾這位老表弟，甚至常夢中相見，如其《送堅甫同年》五首之四曰：“春風吹雪滿西窗，此夜無人對酒釭。若到杭州見蘇子，爲言常夢過松江。”時蘇軾通判杭州。於此可見二人相互關心、相互稱賞的真誠。二人在思想情感及文學藝術嗜好方面，一經碰撞，即火花四濺。因此，軾記及同賦，雖然文體有異，但論其文學精神及其總體藝術傾向，則基本一致。蘇軾《超然臺記》，如清吴汝綸所説：“其精神意態實有寄於筆墨之外者。”③作者無論敘事、議論、抒情，都集中在遊乎物外而無所不樂之上；反之，遊乎物内而物欲無窮，則是取禍辭福，又何樂之有哉？論辯縱横，以見其悟道之思，此所以登臺觀覽而“無所往而不樂”也。這是超然臺上的逍遥游，如莊生然也。以此，金聖歎以爲是“全從《莊子·達生》《至樂》等篇取氣來”④。而文同和應的《超然臺賦》，因密州遠在洋州東方數千里，所以用東方“美人”以喻蘇軾，頌其品行高潔芬香，“服忠信兮被文章”，“遊物外兮肆倡狂，余將從兮遥相望”，表示了要與東方“美人”——道遊於物外，“脱亂天之網兮解逆物之韁”，也就是説，要隨順自然，跳出那人間世俗的“有累之場”，以便與友攜手共同達乎快樂逍遥的超然之境。軾記同賦，二人聲腔調吻此應彼和，彼此傾訴了人生知己的無盡相思、懷念與激勵。二人爲什麽會配合得這樣默契呢？因爲二人志同道合，不僅思想相通，感情共鳴，而且在文學藝術諸多方面的情趣、修養及其藝術實踐，都有許多説不盡道不完的共同語言。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詳讀二人文章，却也慢慢品出了一些同中有異的特殊味道，超然臺上真的那麽超然物外而無所不樂了嗎？這就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反省。
首先，軾記同賦，文體不同，造成了藝術風格之異。軾記是古代記體散文。古人稱“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原受古代史官敘事體式影響，原以敘事、議論爲主。但蘇軾發展了記體散文藝術，在敘事議論中洋溢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前段議論是主旨，宣揚遊於物外之樂，但如“美惡横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充滿了對世俗的批判和厭惡，自然透露了作者的胸次和情感愛憎。而後段敘事，更是敘事筆墨中自寓激情。如“北俯淮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淮陰，指漢初開國名將韓信，因功封齊王，後貶爲淮陰侯，被吕后陰謀殺害。他曾在淮水與楚龍且將二十萬大軍夾淮水爲陣，大破楚軍，而收有齊地。後因功受忌而死，引起了作者的“慨然太息”，其歷史反思，染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在文章中，一旦涉及時事，作者立刻愛恨分明，感情躍動於字裏行間。不忘於功名事業，想要爲國家與人民做出自己的貢獻。以此，“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在超然臺上悄然留下了不可磨去的印記。可見，超然臺上並不盡是莊生游於物外的逍遥之樂，同時還在“超然”的説辭中，多少染上了一些儒家功名的淡淡悲哀色調。有關這一點，文同讀後立刻體味到了。因此，文同《超然臺賦》在説超然時，就另有自己的引申説辭，值得讀者品味。
文同《超然臺賦》，則是楚辭賦體之文，其創作巧妙運用了文學的比興手法、譬喻藝術，因此藝術風格更爲委婉，而非直露的議論。如蘇軾所評，是《遠遊》《大人賦》一類的作品，上天入地，役朱鳳而驅翠螭，擺彗星而從宛虹，直上九霄萬里而不曾一瞬，想象豐富，形象如畫，讀後同樣感人。軾記同賦，二種文體不同，但却同爲藝術佳作。不過細讀之後，又感二文内容略有差異。文同有《依韻和子瞻遊孤山》二首（之二）曰：“問子瞻，何江湖，乃心魏闕君豈無？”直接點破了蘇軾那雖身處江湖而惦念儒家功業的心結。因此，文同勸朋友少議國事，並以莊子學説來勸導他，曰：“此身之外何贏餘，栩然而寐其覺蘧。請看湖上人名逋，此子形相誰解摹？”⑤希望蘇軾不要過分執着，要多少學點莊生超脱物外的精神，昔日西湖隱士林和靖（逋）不正是這樣值得效仿的先賢嗎？但是不管是通判杭州，還是知密州的蘇軾，實際上都難以真正達到這一境地。報效國家人民的職責和願望，無時不在心頭盤旋，揮之不去。如蘇軾《次韻章傳道喜雨》曰：“從來蝗旱必相資，此事吾聞老農語。應將積潤掃遺孽，收拾豐歲還明主。”身在地方，仍然時刻掛念報效金殿明主，又豈能有真正遺棄功名的超然？因此，對蘇軾來説，該他超然的時間尚未到來，《超然臺記》只是一種演練或稱前奏曲。蘇軾對於超然脱俗而遊於物外，當然是内心真正喜愛的一種追求，但它尚處於萌發階段，其認識尚有不夠深刻的某種幼稚之處，對於現實人生的黑暗殘酷以及人性的骯髒污穢，還有待在實踐中來加以深刻領會。只有在後來真正的大災大禍降臨之後，纔會猛醒而予深刻反思。只有經歷痛定之後的反思，真正的精神超然和曠達境界，纔會到達。文同死前，改變蘇軾人生的烏臺詩案尚未發生，但他却早具政治預見性，多次提醒摯友注意提防政敵的迫害，而蘇軾老弟的思想認識却仍以其超然之姿來顯現其天真和幼稚的缺陷。這正是文同賦中所擔心並想要提醒的。文同《超然臺賦》實際所寫，表面現象是樂觀超然的氣氛，因爲這是蘇軾記文的主題，他不能不通過話題來加申展；但他在賦中實際上却通過某些形象描繪，不斷提醒摯友要同時提防黑暗勢力布下的陷阱及小人的偽裝表演。賦的開篇雖寫春意盎然草木芬芳，似乎前景一片光明，但緊接着却是“胡怫鬱於余懷兮，悵獨處而無依”，與上面良辰美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一矛盾又説明了什麽呢？在陽光燦爛的世界圖景中，又突然插入了“忽揚飆以晦昧兮，灑氛霾於四垂。躓余心之所行兮，欲溷溷其安之”一段，塵霧蔽野，日月無光而天昏地暗，使人心煩意亂，作者到底是要説自己，還是另有聽者對象呢？他已飛到了超然臺，又究竟擔心什麽，而無法超然以處呢？他作《超然臺賦》，除了給蘇軾超然臺增添光彩外，是否還有其他的寓意呢？實際上作者上窮碧落下黄泉，爲的正是尋覓身在東方密州的“有美一人”之摯友——蘇軾，把自己的心思和擔心告訴他，提醒他。其寄託之意在於：追求生活的樂觀超然，是應該的；但却必須謹防小人的窺伺和暗算。那遮天蔽日的濃厚氛霾，正在悄悄逼近，並在其中布下了致命的陷阱，豈可不加警惕和預防？朝中新貴，政要小人，不管蘇軾走到哪裏，都不會放過他的，又豈能容許他“超然”而逍遥？誰叫他在神宗皇帝前直接批評新黨新法，説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不已，則亂亡隨之”⑥這樣猛烈的話呢？文同年長蘇軾許多，無論是在京師或在地方，他都有豐富的經歷，蘇軾固是出於公忠體國之心，並没感到這些話有什麽不可説的；但文同却很明白這些話的分量。蘇軾本人的心思如水晶般透亮，本身並不想卷入朋黨之爭；但其政敵不這麽想，新黨把蘇軾視爲舊黨的發言人，如骨鯁在喉，非除之而後快不可。這個利害，雖然蘇軾不明白，但文同却看得很清楚。作爲一個開明的士大夫，文同在年輕時就寫下了《大元觀題壁》詩曰：“周孔爲逢揖，軻雄自吐吞。平生所懷抱，應共帝王論。”⑦表現了學好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志向。其政治信念與蘇軾相似，“上堅報國之志，下固立身之節，忠義大者，死生以之”⑧。但對於仕途險惡、官場傾軋，文同在實踐中所積累的認識，要比蘇軾深刻得多。如范百禄《文公墓誌銘》稱：“熙寧三年知太常禮院兼編修《大宗正司條貫》。時執政（按：指王安石）欲興時功，多所更厘創造，附麗者衆，根排異論。公獨遠之。及與陳薦等議宗室襲封事，執據典禮，坐非是，奪一官。”乞外郡，貶爲西南的陵州知州。文同爲官，謹慎小心，不在人前議論國事是非。但你不公開擁護，或不附和新法，説明了你對變法的腹誹，因此同樣不能放過，找個事端外貶邊遠的窮鄉僻壤算了。如文同又一《謝轉官表》稱：“伏念臣出西南僻陋之邦，本田壟孤寒之士，偶緣文藝，誤中科名，二紀歷於仕途，一生困於末路。若絶徑之弊轂，屢挽而莫前；如隤岸之積沙，將通而輒塞。所以爲太常博士自首至尾也僅十年，轉祠部員外郎既得復失也凡三次，蹇雖若此，窮薄使然。”⑨只要你不爲新黨變法歡呼雀躍，你就有舊黨的嫌疑，以此文同長期外放邊遠僻郡，已經算是從輕處理了。而蘇軾明顯被新黨政要視爲大敵，豈能輕輕放過？一張已布下的陰謀大網，正向蘇軾頭上悄無聲息地撒了下來，但對這巨大的陰影，蘇軾仍是無知無覺，對人照樣是掏心掏肺，坦率直言。熙寧八、九年他知密州，照樣經常食杞菊、登超然臺以觀遊，甚至率衆出獵，意氣風發，其《江城子·密州出獵》詞曰：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黄，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爲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當時蘇太守雖自稱“老夫”，但不過四十多歲。在國家内憂外患的嚴重形勢下，他希望被朝廷重新起用，抗擊外侮，立功邊庭，報效國家，豪情滿懷，豈能真正學莊子登超然臺而自由逍遥？不僅是現實不允許，就是蘇軾自己也不願這樣活下去。盛年的蘇軾雖然也曾遭受挫折，二次上皇帝書不報，被新黨政要及其幹將和侫小們恨得咬牙切齒，被迫乞外郡以避之。但他並没把生活想得過分複雜，還想主動請纓，有朝一日能大展宏圖。他對政治的殘酷、小人的無恥，確實嚴重估計不足，對朝廷存有幻想。這正是文同要爲他擔心的地方。文同本身的政治經驗教訓，已足夠提醒摯友，不僅要面對正面之敵，同時還要謹防小人背後射來的暗箭。同賦中最後有這麽一段：“余將從之兮遥相望……倚泰山兮聊徜徉。下超然兮拜其旁，顧有問兮遇非常。忽掉頭兮告以祥，使余脱亂天之網兮解逆物之韁。已而釋然兮出有累之場，余復僊僊兮來歸故鄉。”這一段話有點奇怪，作者歷盡千辛萬苦，終於來到了密州超然臺，專訪自己將要追隨的東方“有美一人”的蘇軾，但却忽然戛然而斷，丟下了“告以祥”——即報平安一句，不等回答，突然掉頭而去，以擺脱天網物欲拘縛，爲什麽會這樣？我看關鍵在於“顧有問兮遇非常”一句。“顧”，原作“願”，《全集》據傅增湘校改。我個人以爲這一校改有誤，原作“願”佳。“願有問兮遇非常”，表示了作者原本想和蘇軾傾吐心曲以圖一快，但因“遇非常”而被迫作罷。這“遇非常”，並非是發生在密州的當下現實，而是蒙在文同心裏的陰影，他已隱隱感到了蘇軾的敵人正在暗中羅織罪名，磨刀霍霍，單等蘇軾把頭伸到適當位置的時機，立即撒下羅網，一刀砍下。這是文同賦中的想象，雖尚未發生，但却是未來真實埋伏在蘇軾身邊的巨大危險。不過，老表兄這一忠告或警告，仍然未能唤起蘇軾猛醒。當時“酒酣胸膽尚開張”的密州太守，雖然也是手持硬弓長槍，但只是面對外敵，而對自己陣壘中政敵從背後射來的明槍暗箭，却是從未設防，或者口頭説提防，實際却仍無所動作而一步步被動陷入了小人布設的羅網。政治上天真的蘇軾，只有在中槍箭後纔會真正感到疼痛，繼而反思。而比蘇軾年長許多的文同，却敏銳地嗅到了危險的異味。他爲摯友擔心的正是這一點。早幾年，蘇軾通判杭州。王安石、吕惠卿不僅要把他趕出京師朝廷，更想把他趕到邊遠州郡的窮鄉僻壤去受苦受懲罰。只是神宗皇帝筆下開恩，纔改判杭州。這情況蘇軾清楚，却不在乎。在他赴杭州上任時，文同爲他作詩送行。據葉夢得《石林詩話》記載：“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爲中表兄弟，相厚。爲人靖深，超然不攖世故。善畫墨竹，作詩騷亦過人。熙寧初，時論既不一，士大夫好惡紛然，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爲譏誚。同極以爲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爲杭州通判，同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其黄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爲知言。”當時文同在館閣任職，與蘇軾同住汴京西岡，二人過從甚密，推心置腹，無所不言。《文同全集》卷二《中秋夜試院寄子平》詩曰：“之人富才華，筆力趫且壯。誰陪把樽酒，露下與酬唱？南牆咫尺地，使我起遐想。人生此良會，可惜已虚放。”文同後代在爲其編集時，爲避黨禍忌諱，以“子平”“胡侯”之類指代蘇軾。詩作于熙寧三年中秋夜，時文同在試院“督秋試”，按規定被鎖宿於試院，無法與蘇軾臨風把酒共賞明月，故有此作。幾日不見，尚有遐想之思，更何況是相隔千萬里遥的數年之後呢？如其《全集》卷三《往年寄子平》曰：“往年記得歸在京，日日訪子來西城。（按：時文、蘇同住西城）雖然對坐兩寂寞，亦有大笑時相轟。顧子心力苦未老，猶弄故態如狂生。書窗畫壁恣掀倒，脱帽褫帶隨縱横。喧呶歌詩叫文字，蕩突不管鄰人驚。更呼老卒立臺下，使抱短簫吹月明。清歡居此僅數月，夜夜放去常三更。别來七年在鄉里，已忝三度移雙旌。今兹惛惛意思倦，加以跕跕疾病嬰。每思此樂一絶後，更不逢人如夜行。”二人生死不渝的情誼，於此可見一斑。詩中刻畫蘇軾豪情才華，形象栩栩如生，如見其面，如聞其聲。年輕氣盛的蘇軾，抱一腔忠義之心，無時不坦懷布公，純潔透明。在嚴重的政治鬥爭中，他乃是毫無防人之心，這當然是他政治上尚未成熟的一種稚氣表現。據王水照、崔銘《蘇軾傳——智者在苦難中的超越》描述：“當時，表兄文同和蘇軾同在館閣任職，見蘇軾一再上書議論朝政，平時與朋友、來客閑坐聊天，也往往指陳時事，言多譏諷，很爲他擔心。文同本人性格沉靜穩重，超然淡泊，從不輕易論人長短，身在京師，對於當前士大夫普遍關注的變法大事，他也不置一詞，保持中立。公餘之暇，一心沉浸在繪畫藝術之中。他善畫墨竹，開創了繪畫史上著名的‘文湖州竹派’。他和蘇軾既是表親，更是情趣相投的朋友，對藝術的熱愛和追求，成爲他們深厚友誼的最初基石。文同比蘇軾年長許多，閲盡人間滄桑，他常苦口婆心地勸告蘇軾言語謹慎，可蘇軾就做不到。文同也知道他天性如此，難以改變。每逢休假日，總是邀請蘇軾和他一道寫字作畫，一則希望藝術能轉移蘇軾對於政事的關注，二則也可以讓這位胸無城府的老弟少一些機會，在不相干的人面前掏肝掏肺地發表不合時宜的見解。
對於摯友的貼心話，蘇軾知其好意，但本性難移，一時做不到。於此可見，真正智者的超越，時間尚未到來。蘇軾熱心政治，憂國憂民，“妄論利害，攙説得失
，甚至上書神宗皇帝，責其“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
。批判異常激烈，這是常人不能、也不敢説的話，但出自蘇軾之口，却很自然。其奮不顧身以報效國家的一腔忠憤，天日可表。你看，蘇軾對皇帝都敢於尖銳批評，文同勸他又有何用？人或以爲文同在當時新舊黨爭中“不置一詞，保持中立”，實則不然，他不過是政治技巧不同而已，這也是一種政治智慧的表現。文同對王安石的新政變法，和蘇軾一樣，對王的一味爲國家斂財而刻剥百姓的做法，認爲國富民窮，不近人情。但蘇軾直接對抗而言行激烈，而文同則沉穩平靜，表面“不置一詞”，少有公開對抗，但他在地方官任上，在推行新法時，却也根據實際，加以批評檢討，甚至是上奏修正或改變。這是在實踐工作中的補弊救偏。蘇軾晚期也這麽幹，由此而得罪了元祐舊黨的執政要人。政治上講良心，講實際，講愛民，蘇軾因此在新、舊黨中兩面得罪，故而永在貶斥之列而没有機會實現報國理想。在這方面，文同的政治智慧似乎要高明一點。同樣被外放，但文同在地方官任上，還是可以多少爲民辦點實事。而蘇軾一旦被貶斥，則黄州、惠州、儋州，愈貶愈遠，直逼到天涯海角，與朝廷似乎斷了關係，豈不更爲淒慘！實際上，文同對新黨新政多不以爲然。如對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大臣吕公著，熙寧五年卒於秦州貶所，文同撰《吕惠穆挽詩》四首加以悼念，其中有“恩澤非僥幸，官榮悉治功。至今清論在，常滿
紳中”之句，這不就是一種特殊的政治態度麽？稱頌反對王氏變法者獲士夫“清論”，反之，王安石則必是“刻論”，一正一反，其愛憎之情，盡在不言中。文同從愛民出發，對利用苛嚴新法刻剥百姓財富以充國庫的辦法，持陰拒態度而巧加周旋，而且時加糾正。此同所謂“中道”也。如對梁、蜀諸地茶榷、鹽榷諸弊政，多次直接上書朝廷，爲民請命，其《全集》中收有多篇奏議爲證。如卷三〇《論官場榷鹽宜預爲計度狀》、卷二七《奏爲乞免陵州井納柴狀》等，强調爲民興利除害，要求廢除苛賦，不再一一稱録。如范百禄《文公墓誌銘》曰：“原巴城民頑，逋租不以時入，人苦鄉徭，代輸破産。公督勵之，革其政。……徙知洋州，興勢環境皆山谷，民以茶爲産，使者方行榷法，歲課四十餘萬斤。商旅不通，山民及其孥荷擔趨郡，遠者往返千里，公條奏其不便。時茶場歲額有曰綱外者，有司執新法，止通商於蜀，出他路者禁之。然蜀産茶郡居多，商無由通，於是綱外茶山積。使者又督主吏必盡易之，腐敗者償納，人爲憂惴。公又奏論其不可，皆不報。茶司方輦致解鹽，就易於郡，冀以阜茶本而盡榷民間食鹽。商旅不行，官鹽復不繼，於是民苦食淡。”於是文同上論其非，認爲“盡榷解鹽宦自出賣，不許商販，雖利歸公上，而民不便之”，擔憂“人亡以食”。於是朝廷“詔爲弛禁，輿誦歡然”。於此可見其堅持“民本”的政治態度，對於新法苛剥百姓，批其不近人情。其拳拳愛民之心，形於言表，與蘇軾同。其所異者，在於蘇軾言辭慷慨激烈，直接對抗；而文同則深沉而委婉，折衷陰拒，利用地方官的職權，待機而動以救民於水火。論其政見本質，文、蘇二人，並無二致。但從實際效果看，蘇軾必然所“遇非常”，遭大禍難；文同則巧渡難關。蘇軾之“遇非常”，早在文同料中，所以爲之擔心。故蘇軾通判杭州時，文同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句加以提醒。但蘇軾照樣我行我素，照樣活躍於政壇、詩壇，高談闊論，議論國事。不久，文同於熙寧五年作《寄題杭州通判胡學士（按：指代蘇軾）官居詩》四首，借和蘇詩之機，重加勸導，其中《方庵》詩，詩小序曰：“又言，堂後有屋正方，謂之方庵。同按：《釋名》：‘庵，圜屋也。’”詩曰：“衆人庵盡圓，君庵獨云方。君雖樂其中，無乃太異常？勸君刓其角，使稱着月床。自然制度穩，名號亦可詳。東西南北不足辨，左右前後誰能防？願君見聽便如此，鼠蠍四面人恐傷。”勸蘇軾化方爲圓，或者説是堅持内方外圓，内在本質具剛方之性，但外在處事則須圓融，令敵無隙可找。方剛正直之人，豈有辦法應付東西南北處處襲來的暗箭？鼠蠍之類的奸佞宵小，正四面埋伏，伺機偷襲，實難提防。這是一個誠懇的形象勸告和提醒，勸蘇軾不要鋒芒畢露，以防暗算。後來，果然有烏臺詩案的大禍發生，讓蘇軾喫足了牢獄之災苦頭。這與他在杭州吟詩唱和編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直接相關。不幸又被文同言中，悲哉！蘇軾爲人方正剛直，坦誠透亮，對人無所不言，從不隱瞞自己。但這人性優點，却被小人利用來發動致命的攻擊。如熙寧六年，新黨幹將沈括以欽差身份到杭州，拜訪蘇軾，敘舊論交，表面很是熱情。他不就是文同早加提醒的“北客若來休問事”的“北客”嗎？但蘇軾照樣坦誠相待。沈“臨行前，請求蘇軾贈送手録近作詩一册，留作紀念。蘇軾心地坦然，只當是朋友間常規性往來，所以毫無疑慮，滿口應承。誰知沈括回到京城，立即將蘇軾近作逐首加以箋注，附在考察報告中呈御覽，告他‘詞皆訕懟’
。沈括撰《夢溪筆談》，是當時著名文人學者，尚且如此卑劣，羅織罪名告密邀功，實爲無恥之尤，更不用提李定、舒亶、謝景温諸御史一類如鬼蜮般糾纏攻訐蘇軾的小人了。這又不幸被文同言中，沈括、李定之流，不正是那不分東西南北四面來襲的害人鼠蠍嗎？其政治預見性令人驚歎。但蘇軾知而不能行，不做準備，毫無提防，以致爲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於此可見，烏臺詩案雖然發生在元豐初蘇軾知湖州時，但論其禍災，早在熙寧間漸積所致而早有先兆，但天真的詩人仍然毫無覺察，甚至親自抄録錢塘詩作交沈括，豈非自投虎口！此乃文同《超然臺賦》中所稱“遇非常”也，能無懼乎？文同靈魂飛馳於密州超然臺上，但四顧而望，却難以真正超然而逍遥快樂也。文同如此，更何況是蘇軾呢？蘇軾《超然臺記》，寫自己悟道的超然之樂，實際上他離悟道還遠，其悟道超然之樂，不在元豐以前，而是在元豐烏臺詩案以後的深刻人生反思中實現的。他在密州寫《超然臺記》，其所謂超然而無所不樂，實是一種飽含熱淚辛酸的特殊形式的人生悲歌。在通判杭州的三年中，蘇軾結集刊刻了詩集《蘇子瞻學士錢塘集》，已是名動詩壇，但他却也爲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差點性命不保。故在元豐烏臺詩案前，蘇軾也講超然，道曠達，説快樂逍遥，但其思想認識並非真正深刻，尚未真正揭其精神本質。只有在後來的現實慘痛教訓中，纔逐漸清醒過來，加以深刻反思，故而後來總結自己的功過，發出了“平生功業在黄州、惠州、儋州”的深沉人生慨歎。有了黄州貶謫之後的深刻反思，纔會誕生前、後《赤壁賦》藝術名篇，這纔令他一步步逼近了智者的超越——真正的曠達與超然。這一藝術結晶，是在嘗盡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之後，和着血淚誕生的。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
① 胡問濤、羅琴《文同全集校注》卷二一，巴蜀書社1999年版。以下簡稱《文同全集》，只注卷數。
② 《蘇軾文集》卷六三。(www.xing528.com)
③ 王水照《蘇軾選集》注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60頁。
④ 〔清〕金聖歎《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一五。
⑤ 《文同全集》卷二。
⑥ 〔宋〕蘇軾《再上皇帝書》。
⑦ 《文同全集》卷一。
⑧ 《謝轉官表》，見《文同全集》卷三。
⑨ 《文同全集》卷二九。
王水照、崔銘《蘇軾傳——智者在苦難中的超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6頁。
〔宋〕蘇軾《答李端叔書》，《蘇軾文集》卷四九。
《蘇軾文集》卷二五。
王水照、崔銘《蘇軾傳——智者在苦難中的超越》，第197頁。
《文同全集》卷二八。
《蘇軾文集》卷一〇。
《蘇軾文集》卷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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