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学：維摩方丈的庵堂与書齋同构

當禪僧日益將庵堂作爲生活空間與精神空間之時，其功能便與士人的書齋有了某種相通之處。如果我們横向比較一下宋代禪僧庵堂道號與士人室名别號的符號學意義，便可看出二者之間有不少的共性。

蘇軾有兩首詩，一首是寫給“垂慈堂”主人的詩，蘇軾送給他東海蓬萊閣下彈子渦（一種怪石），讓他置放在垂慈堂中，並且稱“垂慈老人眼，俯仰了大塊，置之盆盎中，日與山海對，相信他的法眼能從盆盎中的怪石上體會到東海的場景。“垂慈堂”是僧了性的庵堂，在蘇軾看來，此僧與士人認識世界的方式並無二致，只是將士人的“書齋小世界、世界大書齋”置换爲“方丈小世界、世界大方丈”而已，而且其以怪石養菖蒲的趣味與士人並無二致。另一首是寫給“六觀堂”主人的詩，“六觀堂”是僧了性的另一道號，詩中稱其“云如死灰實不枯，逢場作戲三昧俱。化身爲醫忘其軀，草書非學聊自娱，闡釋《金剛經》偈“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之“六觀”與其草書之妙的關係。諸如“遊戲三昧”式的藝術創作態度，也與學禪的士人如出一轍。從蘇軾這兩首詩已可看出，以庵堂命名的僧人，其身份明顯具有書齋化、士人化的傾向。

關於宋代士人書齋的意趣，已有學者作過詳盡的論述。我在這裏特别要强調的是，維摩方丈的意象，很有可能是連通禪僧庵堂與士人書齋異質同構的橋梁。張海沙教授論及宋代士人生活的典型環境“維摩方丈”時，引用《維摩詰經》所描寫毗耶離大城中維摩詰之室，並指出：“正是這樣一個維摩方丈，它將外形的簡陋迫窄與内在精神世界的廣博豐富結合了起來，它將精神世界的與塵世隔離和在現實生活中的和塵同光統一了起來。其説頗有見地。在此，我再補充如下三點：

首先，宋人詩文中所言及的“維摩方丈”，不僅是居士參禪的處所，也是其讀書的居室，兼具庵堂和書齋的功能。比如，歐陽修之子歐陽棐（字叔弼）新建了一所小齋，題名“息齋”。蘇軾爲此息齋作詩，有句曰：“羨君開此堂，容膝真有餘。拊牀琴動摇，弄筆窗明虚。摇琴弄筆，自然是書齋的趣味。而陳師道唱和蘇詩則曰：“丈室八尺牀，稱子閉門居。”任淵注引《維摩經》云：“即以神力，空其室内，惟置一牀，以疾而卧。强調其作爲佛教居士的生活場景。同一“息齋”，同一丈室，或爲書齋，或爲禪房，書與禪合二爲一。

其次，在宋代，不僅號稱參禪學佛的居士，而且那些看似純正的儒家道學先生，心目中都有一個“維摩方丈”的理想空間。如龜山先生楊時，受程氏之學，再傳至朱熹，開閩中道學一脈。然而這樣一位道學領袖，竟然也以維摩自喻，在詩中自稱：“通衢隔轍斷經過，門巷空無雀可羅。驅去兒童卧虚室，蕭然惟一病維摩。而他所卧病的虚室，正是所謂維摩丈室：“嗟予羸薾苦多病，維摩丈室方蕭然。儒家先聖先賢雖有“曲肱而卧”“陋巷而居”的故事，但尚未提供一個與宋人書齋類似的私人空間的典型，因而“維摩方丈”正好彌補了這一心理缺失。丈室的意義當然不只是卧病的處所，同時也是修道的、沉默的處所。《維摩詰經》記載：“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説已，仁者當説，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這就是著名的“毗耶杜口”的故事，在禪門中廣爲傳播。這種沉默的境界也頗爲儒者推崇，以至於楊時的學生陳淵“榜所居之室曰‘默堂’。

再次，“維摩方丈”不僅是宋代士人生活的典型環境，而且也是宋代禪僧津津樂道的棲心之處。蔣山佛慧泉禪師的《默庵歌》，其序曰：

余熙寧九年春，自杭之千頃移居是院。因其方丈缺爾，遂闢半軒，結艸庵於巖石之下，以爲宴息之所。是年十二月庵成，命名曰“默”。蓋取摩竭掩室、毗耶杜口之義也。未幾，有客造余曰：“師之庵成矣，庵之義著矣。而師方且嘮嘮，萃徒侣，引遊士，分燈而啟暗，濬源而導深。謂其興悲拯物，開蒙發蔽，則亦至矣。而名爲默，其亦妄乎？”余謂客曰：“子是知默而不知其所以默也。子居，吾語汝。夫默者，佛祖之真猷，含靈之大本也。本之正，則處喧而常寂；本之繆，則趣理而厭塵。然喧寂正繆，雖名數繁，然皆不離吾之至默也。故西竺聖人佛者，應緣感物，金文玉句，殆不勝紀，而卒謂乎無説，蓋明此也。後之人曖昧斯道，謂語爲語，而謂默爲默。縱謂語默一體，而亦不知體爲何物也。徒憤心口，蹈之而不詳，用之而不辨，揚揚然自以爲得。復曰：‘彼默傳者，斷空絶言而已矣。吾佛之道豈然哉？’於戲！是豈識吾佛之道也。余學乎默者，於默也，安能盡之？今是庵而且名之者，蓋思古人之不可以跂及也，而亦有所驚也。

“默庵”之名來自“毗耶杜口”的故事，其方丈不言而喻是以“維摩方丈”爲原型。又比如惠洪爲南嶽法輪寺景齊禪師新建“雪堂”題詩曰：“面壁高風知獨振，薝花細雨爲誰深。薝花，薝蔔花之略稱，即梔子花，色白而六出，故以喻雪花，以扣雪堂之名；同時也暗示雪堂如維摩方丈。《維摩詰經》曰：“如人入瞻蔔林，唯齅瞻蔔，不齅餘香。瞻蔔即薝蔔花。更值得注意的是，“晦堂”的主人祖心禪師就曾與僧人論《維摩》曰：“三萬二千師子寶座，入毗耶小室，何故不礙？爲是維摩所現神力耶？爲别假異術耶？可見“晦堂”本身也很有可能帶着維摩方丈的想象。(www.xing528.com)

正是基於對宋代禪僧和士人皆以維摩方丈喻私人居室的觀察，我們進一步發現，這兩個不同群體的室名别號之間存在着一個頗有趣的“意義共享”現象，即同一個漢字既是禪僧庵堂也是士人書齋的冠名。比如“了”字，禪僧有“了庵”（景暈）、了堂（思徹），士人有“了齋”（陳瓘），皆取其了徹、了悟之義。前舉歐陽叔弼的“息齋”，陳淵的“默堂”，在禪僧的庵堂道號裏都能找到相對應的情況。現根據宋人别集、禪籍與《自號録》《室名别號索引》的統計，將庵堂與書齋意義共享之例列表如下：

（續表）

（續表）

除了室名所冠字義相同外，更有不少室名爲禪僧和士人所共有，如一庵、月庵、石庵、此庵、在庵、竹庵、足庵、拙庵、息庵、草堂、退庵、晦庵、雪堂、復庵、雲庵、獨庵、默堂、覺庵等，皆分屬僧人和士人。朱熹的“晦庵”恰似禪門的道號，李邴的“雲庵”同於克文的庵堂，而景齊、道行禪師的“雪堂”則合於蘇軾的居室。這種道號室名的同一性，當然不是一種偶然的巧合，而具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

其一，這反映了北宋中葉以後儒釋交流與融合的時代精神。大儒朱熹之所以號“晦庵”，固然與他字元晦有關，“晦”是“熹”的反義詞，以名之反訓爲字但另一個禪林背景也不容忽視。朱熹對兩宋之際名僧大慧宗杲的事跡及著述相當熟悉，他自述年少時曾學禪，始終精熟《大慧語録》，瞭解大慧書信與《語録》的異同。篋中唯置《大慧語録》一帙。而大慧宗杲字曇晦，因此朱熹的自號很可能受此影響。“晦”有含蓄深微之義，《左傳·成公十四年》：“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又有韜晦隱跡之義，《周易·明夷》：“利艱貞，晦其明也。“晦”之義本出自儒家，而僧人反而以之名庵堂在前。不過另一方面，據《僧寶正續傳》宗杲本傳，無盡居士張商英稱譽宗杲，“爲名庵，曰‘妙喜’，字以‘曇晦’。而“曇晦”二字，正是釋儒觀念的相加。這是很有趣的現象，佛禪與儒家的互動，通過庵堂書齋的相互借鑒而表現出來。特别在南宋，“晦庵”這一室名的釋儒共享，顯示了禪學與理學在部分程度上的殊途同歸。此外，朱熹曾師事宗杲的法嗣開善道謙（號密庵），據學者考證，他廿二歲時建齋室名“牧齋”，又將此時期詩集名爲《牧齋淨稿》，即與道謙之名有關，蓋“牧”與“謙”皆出《周易》之謙卦：“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牧、謙義同。“牧”又與佛教“牧牛”之喻相關，比宗杲稍長的黄龍法忠即號牧庵此亦爲釋儒共享名號之類，又可補充上表庵堂與書齋意義共享之“牧”字例。

其二，這體現了北宋中葉以後禪林和儒門共同的心性内向自足的轉型所謂心性内向自足，一是指庵堂書齋本身作爲個體修心養性空間所具有的内向性，不是面向自然和社會的開拓，而是回到自我心靈的反省；二是指庵堂和書齋命名時的意義取向，多爲逃遯回避外在世界的概念，如“拙”“息”“退”“晦”“鈍”“遯”“獨”“懶”等，或傾向於養心治性獲得成效的概念，如“了”“可”“足”“空”“牧”“默”“簡”“覺”等。正如陳淵所説：“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求諸身而已。或如張元幹所説：“超凡入聖，只在心念間，不外求也。在追求内心世界的自我完善方面，禪學與儒學並無二致。如果我們考察宋人的别集名稱，也會注意到南宋别集更多以室名别號來命名，諸如《簡齋集》《誠齋集》《絜齋集》《平齋集》《庸齋集》《韋齋集》《省齋集》《澹齋集》《勉齋集》《魯齋集》《澹庵文集》《芸庵類稿》《晦庵集》《崧庵集》《鐵庵集》《默堂集》《則堂集》《恥堂存稿》《南軒集》《拙軒集》《艾軒集》《勿軒集》等一大批，不勝枚舉。這恰巧與禪僧庵堂道號的流行同步，其間的共同性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