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我父亲留在了重庆。1946年本有机会回到砂拉越，但他因故没有回去。当时他好像是在为国民党政府官员开车，据说国民党政府有南侨机工的名单，机工们身世清白、技术过硬，很受政府青睐，不少人为高官开过车，比如机工颜世国、刘贝锦（整理者注：刘贝锦，福建永春人，1902年出生于马来亚柔佛州富商家庭，大学学历，懂六国语言，是第三批南侨机工总领队，后任华侨先锋大队大队长。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南橡胶厂和重庆汽配厂工作，1958年去世。颜世国后人也证实其为国民党政府高官开过车，但据刘贝锦之子刘国胜回忆，抗战胜利后，刘贝锦因批评国民党政府官员被投监，云南解放后出狱，1950年才到重庆）。
1947年，父亲和我母亲在重庆结了婚。我母亲是贵州安顺人，独自一人逃难到重庆，住在原韩家祠堂、徐远举的行辕二处对面（整理者注：徐远举，黄埔七期，1932年加入军统，1946年7月调任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就是现在的重庆市渝中区较场口“得意世界”附近。
重庆解放后，我父亲在中南橡胶厂修车，不久听力就有所下降，可能是在抗战期间听力受损。后来他又到了化龙桥重庆阀门厂，先是搞修理工作，后来听力下降得实在厉害，就在车间做辅助工，一直到1980年才退休。(www.xing528.com)
我父亲人很善良，人品很好，素质也很高，他一直跟我说要“先做人，后做事”，他为单位保管资金，一分都不会少，单位里的人都很尊重他。
父亲和邱武杰、刘贝锦、颜世国等南侨机工关系很好，也许因为都是在重庆的异乡人，所以比较容易抱团。他们经常聚会，说广东话或者闽南语，谈修理、谈生活，我以前听得懂，但是不会说。他们聚会的时候喝老沱茶，但其实他们最爱喝咖啡，但那时候咖啡很难得，有时候断了货，就用胡豆炒得快焦了，再磨成粉，当成咖啡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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