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应该是在抗战胜利前结的婚,因为我大姐是1945年出生的。
他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我母亲是泸州叙永人,家境还可以,我有个舅舅,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叙永区公所任职。我母亲1930年前后出生,是家里的老大,也有点文化。我父母婚后,我外婆就跟着他们生活。
我父母感情非常好,一辈子互相没说过重话,也从来没有红过脸。他们结婚没多久,机工集中返回南洋,我父母当时住在贵州毕节(整理者注:《南侨机工档案史料选编·云南省档案馆馆藏部分》第292页有叶玉富复员登记表,登记时间为1946年2月7日,住所在毕节民权路56号,失业。据当时统计显示,拟回国的人员938人,其中失业者334人,另有家属530人),听到消息后便前往昆明准备返回新加坡。
1989年,叶玉富(前排右二)和在重庆的南侨机工合影
到了昆明以后,我母亲不放心我外婆,不想去新加坡了。我父亲因为很爱我母亲,舍不得和她分开,一家人就一起到了重庆。
到重庆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新加坡了。
在重庆,我父亲大概还是从事运输,重庆解放后,进入位于解放碑的重庆市汽车运输公司23队跑长途货运。“三年困难时期”,他跑货运的时候还会偷偷给我们带一些红薯。
我们一家人最早住在化龙桥红岩村附近的23队宿舍,我就出生在那里,现在已经拆了。(www.xing528.com)
20世纪70年代前后,父亲被调到63队,主要做修理,63队在江北区,一般一星期才回一次家。
虽然当时生活很艰苦,但父亲从小就爱干净、爱整洁,和很多南洋机工一样,不管条件如何,衣服随时都要笔挺,头发油亮,梳得整整齐齐,有条件还要打摩丝,和当时国内的普通工人很不一样。他的车也经常被他打理得很干净,即使是后来在63队做修理、保养的时候,他自身和工作场所都尽量保持整洁,不像其他修理师傅那样感觉很油腻。
他的生活习惯也很好,不吃肥肉,吃饭只夹“当门”的菜,也就是自己面前的盘子那一块,从来不在盘子里乱翻动。我们几个子女都深受他的影响,从小很爱干净,吃饭也很讲规矩。
也许因为是外地人,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性格比较内向,从来不会和人吵架、争执。他跟我们都是说“广东味”的重庆话,但和运输公司其他几名南侨机工,如黄雄、吴乾贵、邓作宁说话时,就用广东话,也要健谈很多。
他一直吃不惯重庆菜,从来不吃辣椒、花椒,喜欢甜食,后来学会了自己做饭。他喜欢喝咖啡,但当时没条件,也买不起。改革开放后,我姐夫是大学教授,出差时给他带了一些,他才又喝到了咖啡。
2017年,叶绍芬与当年西南运输处的卡车合影(摄于云南畹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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