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重庆后，办事处和汽车队人员多已解散，南侨机工中，我父亲是最后离队的。
离队前，祝华带我父亲去见钱之光[整理者注：钱之光（1900—1994），浙江诸暨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轻工业部部长]处长，钱处长非常关心我父亲离队后的生活，发给他200元的路费，我父亲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八路军办事处。
离开八路军办事处后，我父亲有技术，就到重庆电信厂开车，当时滇缅公路吃紧，他从重庆开到昆明，把一批器材从永宁、尤里等存放地转运重庆。他应该还到过畹町，因为有一次说起畹町的时候，他一下就说出畹町对面的缅甸小镇“棒赛”。
不知道是在八路军办事处还是电信厂的时候，我父亲受过一次枪伤。一次他下车加水或是加油，一颗子弹从股骨打进去，后来拍X光片，骨头上还留有弹片。
我父亲在南洋没有成家，据说有一次从南洋回厦门相亲，但最后没有成。我父母是在1941年左右结婚，我母亲是贵州人，外婆在贵州花江附近的公路边开饭店。我父亲跑车时认识了我母亲，结婚时，她只有16岁。
1950年方川如获评重庆市公交管理处三等劳模的奖状
方川如获评劳模后，收到的参加劳模颁奖大会的通知
方卫国、曾繁蜀在云南畹町南侨机工纪念馆内，与方川如的照片合影(www.xing528.com)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给我父亲发了一份证明书，后来捐给了厦门陈嘉庚纪念馆。1946年，程龙庆和我父亲等20名机工联名致信陈嘉庚先生，“请求敦促我当局办理遣送或发给旅费自行设法南归”，陈先生将该函转载于1946年5月31日的《南洋商报》上，国民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同意解决护照、路费等事项。当时全家护照都已办好，准备返回新加坡，但我母亲突然染上了伤寒，无法远行，就留在了国内，病好已经是1948年了，没法再回新加坡。
重庆解放后，重庆市公共汽车管理处军事代表陶铜士[整理者注：陶铜士（1923—2015），贵州贵阳人，1939年参加革命，原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司机，曾任重庆市公用局局长]认识我父亲，就叫他去人交公司当司机。我父亲就去了人交一公司，在渝中区跑公交车，一直到1971年退休。
我父亲是一级司机，工资有100多元，是司机里面最高的，在1950年10月1日，还被评为三等劳动模范。
我父亲后来没有回过南洋，在20世纪80年代时，和福建老乡、南侨机工黄金水一起回过一趟厦门。
我父亲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改名叫方川如，他说，他去过大半个中国，不少地方都遭受战乱之苦，但日本人始终没有踏上四川的土地，“四川始终如一”，所以改名“川如”。
他说，四川是个好地方，他不想再挪窝了。
先生
2019年5月17日至7月14日，如果您曾在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二层参观“华之魂侨之光·陈嘉庚与南侨机工展”，其中一件展品可能曾引起您的注意。这是一张泛黄的护照，护照的主人方面大耳，英气勃勃。他就是邱武杰，作为南侨机工的一员，作为一名精武武师，他满怀报国之心回到祖国，却没想到，这报国之路历尽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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