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年后完成父亲临终的遗愿

1950年4月19日，我父亲的哥哥杨木源写了一封信给他，告知自1948年7月后，新加坡的家人就没收到我父亲寄出的信了。

大伯在信中告诉父亲一个不幸的消息—我爷爷在1948年8月中旬摔伤左手左脚，休养了一年多后去世。临终前，“他还提起你，想念你，不能见你一面，就遗憾地离开人间。但万种的悲痛、凄泣都不能起死回生了”。

此外，大伯还告诫父亲要为父戴孝，并说：“家母也已是垂老了，她时常在思念着你能重归家中，安享天伦之乐。”

后来，我婆婆也寄过一封信来，只有月份，不知道是哪年写的。信中告知，我大伯因事故去世，留下妻子和5个女儿，“甚是可哀”。婆婆跟着她的三个女儿及女婿生活，说我父亲有两年没有寄信，询问他的家庭情况，希望他能经常写信，“以慰暮景老妇望眼之穿耳”。

我父亲喜欢抽烟喝酒，都是好烟好酒。他工作时就有病在身，一直有直肠息肉，退休后，他被单位留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检查出直肠癌。

父亲患病后在市三医院住院，有一天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在睡觉，病友悄悄告诉我，说我父亲很想念新加坡的亲人。当时家里情况不太好，中新之间也还没有建交（整理者注：中国与新加坡1990年才正式建交），所以直到1980年6月，我父亲去世，都没能再见新加坡的亲人一面。

父亲去世后，我在本地也没什么亲戚，也想跟新加坡亲人联系，但一直没有机会。1984年，当时有个什么契机我忘记了，我跟妻子和岳母说起和新加坡亲戚联系的事，我妻子还有些犹豫，我岳母说，这是老一辈的人之常情，应该尊重我父亲的遗愿。

1984年春节前，根据之前两封信上留下的两个地址，我分别寄出了信，没想到新加坡那边很快就回了信。当年6月10日，我大伯母和三个姑妈就跟着旅行团来到了重庆。她们告诉我，她们接到信后都激动得不得了，奔走相告、相拥而泣，并且幸运的是，如果信晚到一段时间，原地址就要因拆迁而荡然无存了。

1984年，杨木深的嫂子和3个姐妹回国前，在新加坡樟宜机场与家人合影(www.xing528.com)

杨木深在新加坡的亲友

因为旅行团的行程原因，大伯母和三位姑妈只在重庆待了一天。之后，两边书信来往、节日问候就没断过。今年疫情期间，我们还互相问候，疫情初期他们给我们邮寄口罩等防疫物资，后来国内情况控制住了，新加坡又有所反弹，我也给他们寄了防疫物资过去。大表哥1997年来过一次，表妹2000年也来过。

2013年，大姑妈病危，写了封信来，并且告知大表哥已去世。当时我女儿大学已经毕业，就陪我一起第一次前往新加坡探亲。

我在新加坡受到了亲人们热情的接待，一家招待一天都轮不过来，因为他们那边，仅我的表亲就有二十多位。我去祭拜了婆婆爷爷，总算是完成了父亲临终的心愿，此时，距离他去世，已经33年了。

先生

方川如生前不爱讲话，很少提起过去的事情。他的福建腔重庆话，和子女交流起来，也不是那么顺畅。如果不是儿子方卫国和儿媳曾繁蜀一点一点地将他当年生活中的事情逐渐还原，这些故事可能就会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

他出生于厦门，是国务院原副总理方毅［整理者注：方毅（1916—1997），1931年加入共产党，曾任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财政部副部长、中科院院长、国务院副总理、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堂兄。他跟着父亲下南洋，在新加坡学会开车，并成为南侨机工的一员。他曾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中士驾驶员，不仅驾驶过新车送给新四军，还多次往返重庆和延安运送人员和物资。他跑过滇缅公路，受过枪伤。他还是重庆解放后最早的一批公交司机，而且是最高一级的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