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2月，那一天的情形我至今仍记得十分清楚。母亲把仅剩的大米全部煮成了米饭，让每个人都吃饱。我们把被单弄成包袱，带上换洗的衣服，前往朱乙火车站。在火车上，我们遭到了朝鲜公安乘警的盘查，他问我们到哪儿去。二哥用流利的朝鲜语回答，我们去走亲戚。这样才蒙混过关。我们下午两三点钟上火车，晚上9点多钟，我们抵达了中朝边境三峰镇。
满火车的人都在往中国跑，我们顺着人流往图们江边走去。当时情况十分糟糕，冰面上浮了一层水，由于湿滑，行走非常艰难。但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二哥背着我走，在冰上摔了几跤。大哥身体不好，也跟在后面，一路跌跌撞撞，过了边境。上岸后，我们的棉鞋里全是冰水。
到了中国境内后，我们在街上游荡。半夜时，遇到公安人员询问我们是从哪里过来的，照实说明后，他把我们带到公安部门值班室取暖，帮助我们烘烤棉鞋、棉裤。这个公安人员姓郎，我们一直喊他郎先生。母亲告知他我们是华侨，并给他看了护照。他说我们的情况十分特殊，只能先送往收容所，再进行甄别。
于是我们来到了延吉的收容所。收容所情况十分糟糕，全部都是难民，在那里一天只能吃两顿，都是苞谷面。不到一个月，我们的身份得到确认。我们被郎先生送到延吉三八旅馆，一切费用由公安部门负责，我们安心地住了下来。
在此期间，辽宁省侨务部门开始接待我们并调查我们的实际情况。在弄清楚情况后，侨务部门告知我们有三个选择：一是投靠亲友；二是前往华侨农场；三是就地安置。因为我的姨妈在重庆，我们选择了投靠亲友。1963年3月，辽宁省侨务部门为我们购买了火车票，我们从沈阳坐火车到了重庆。(www.xing528.com)
当时，重庆市统战部李天彪同志接待了我们，把我们安排在重庆市民政局的招待所，仍旧由国家负担费用。我母亲因为以往是做医务工作的，就被安排到重庆市渝中区人民医院药房工作。大姐在重庆市百货站工作，二哥在重庆市油漆厂工作。大哥被送到医院治病。我们3个小孩则开始上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母亲因为有海外关系，也前往学习班交代当时的情况。但是因为我们本身并不十分了解父亲的情况，所以并未受到很大的冲击。
我们当时在重庆大阳沟小学读书。初中毕业后，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我们3个原本都应该上山下乡，但是重庆市政府以及侨办十分照顾我们，按照规定归侨可以不去农村。1970年，二姐在重庆金店工作。1974年，我和三哥被分配到重庆制革工厂工作。
到了工厂后，各级组织仍旧十分照顾我们。当时结婚需要房子，但我没有达到单位分配房子的条件。由于重庆市侨办提供了证明材料，单位专门给我分配了房子。从内心深处，我非常感谢人民政府，我们回到祖国时一贫如洗，由于政府的照顾，才有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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