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前往朝鲜，失联情况揭秘

由于病情越发严重，父亲心情忧郁，加上此前积劳成疾，他不久便被医院解聘。此时我们家中已有6个孩子，母亲只得出门打短工，当会计。因父亲病倒，家庭情况非常糟糕，由当地政府发放救济金，一个月二十几块钱。政府也开始动员父亲恢复朝鲜籍。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朝鲜政府号召在中国有一技之长的人返回朝鲜进行战后建设。父亲是医生，南京市公安局了解到我们全家生活状况时，建议父亲回到自己的祖国。父亲本是朝鲜平安南道人，因此父亲恢复了朝鲜籍，其他家人依然持中国护照。

1957年5月，我们离开南京，以华侨身份回到了朝鲜。抵达平壤时，当时朝鲜最高人民议会议长金枓奉先生接待了我们。他本身也是在重庆时期的韩国临时政府工作过的高官，后来去了延安。朝鲜半岛光复以后，他回到北朝鲜，职位较高。金枓奉认为父亲身体状况太差，建议先行疗养。于是我们被送到朝鲜咸镜北道镜城郡，一个叫朱乙的地方。当地风景很好，朝鲜政府在朱乙设有荣誉军人疗养院，很多伤病员都在那里疗养或养老。

朝鲜是供给制国家，每个月固定时间发放生活物资，米、油、盐、糖、煤炭等。我家因有6个孩子，生活拮据。父亲写信给老同学金日成主席，告知其生活状况以及病情等。金日成主席念及旧情，每个月为父亲寄送2000元朝鲜币作为生活补助。父亲居家养病，医生上门为他看病。母亲则在药房工作，帮助医生开中药药方。1958年，父亲的情况变得愈加严重，心情也非常不好。以前大量曾参与抗日运动的人士都来探望父亲，尤其是在星期天的时候。但后来，很多人就不再上门了。

此外，父亲的老朋友赵素昂先生，本是韩国临时政府外交部的部长，也是韩国临时政府的理论家，曾写下“三均主义”（整理者注：主张“以政治、经济、教育之三均制，建均权、均富、均学之民主国”），后来割腕自杀。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心情更加糟糕，再加上脊椎炎发作，父亲卧床不起，生活无法自理。

1959年，父亲病情恶化后，母亲向当地政府报告，最终上报到平壤。有一天，平壤中央医院通知父亲前往治病疗养。当时我还很小，政府派送了苏联式急救车送父亲前往火车站。父亲走后不久，朝鲜国家安全部来了一些人。由于放暑假，我和哥哥姐姐都在家中。他们最终只带走了父亲的两本相册，相册中有大量历史记录，包括父亲跟金日成在毓文中学的合影等。

父亲被带走后，母亲从原先的药房工作被派到洗衣房劳动。母亲带着6个小孩，加上朝鲜也遭遇自然灾害，生活十分艰难。当时我们以玉米子和苏联喂马的麸料作为主食，配有少量大米。那时我已经6岁了。我们3个小的孩子在当地华侨学校读书，我读一年级，三哥读二年级，二姐读三年级。

父亲去了中央医院以后，只发来两封信，简短提及他由专人照顾，请家里人放心，从此下落不明。后来，二哥刘秀然在平壤华侨中学读高中，他去寻找过父亲，但没人搭理他。母亲曾三番五次前往平壤寻找我父亲，由于没有多余的钱，就住在二哥的学生宿舍。中央医院否认我父亲的存在。母亲无奈，曾找到在朝鲜的华侨总会，但是华侨总会声称父亲是朝鲜人，华侨总会不能参与朝鲜内部事务。(www.xing528.com)

由于平壤供应条件更好，母亲每次前往平壤都会给我们带回糖果和饼干。那时我们年纪小，也没机会见到其他副食品，所以我们感到十分高兴。有一次我送母亲前往火车站，火车快开时，母亲不忍看到我哭，便把我拽上了火车。到平壤后，我跟母亲住在哥哥的学校中。

初到朝鲜平壤等待分配时，我大哥刘秀显那时常常在街上转悠。被盘问时，由于语言不通，被误以为是军事分界线开城来的敌方奸细，被送到人民军军营盘查。大哥被母亲找到后带到旅店，不久后大哥开始精神错乱，一直没有恢复正常。二哥为了寻找父亲跟医院吵架，也被关到监狱里，母亲前往平壤才把他领出来，但是他受到了很大刺激，后来他服药自杀了。

20世纪60年代后，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朝鲜政府动员我们加入朝鲜籍，一是为了增加人口，二是政治需要，但是母亲坚决不同意。抗争的结果非常糟糕。我们住的地方到了冬天气温降到零下二三十度，朝鲜不再为我们供应取暖的煤炭。为了生存，没有煤炭后只能烧柴，哥哥姐姐便在寒假时上山打柴。

1962年，在平壤华侨中学读高中的二哥回家后告知母亲，班上很多同学都不见了，后来才知道这些人都逃回了中国。母亲也开始申请回自己的祖国，但是当地政府并不允许，不准我们离开朝鲜。母亲写信给在重庆的我的姨妈，让她帮忙询问。外事部告知，只要是华侨来去都是自由的，准许回国。

我哥哥决定亲自尝试，利用1962年冬季图们江结冰的机会，他从冰上回到了吉林延吉。当时两国自然灾害都很严重，中朝双方边境互相开放，均设置了收容所。哥哥跑到收容所问公安部门的人，说我们是有合法身份的华侨，能不能回自己的祖国，他们告知，欢迎随时回归祖国。

哥哥再次返回朝鲜告知母亲情况。当时，母亲寻找了4年父亲的踪影，但父亲仍旧下落不明，因父亲离开时瘫痪在床，估计已经不在人世。最终，母亲下定决心带着我们返回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