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临时政府高层要员历史见证者

我父亲刘振东生于1908年。他是朝鲜人，很小便跟随着我的爷爷、奶奶来到了中国，在东北临江县一带居住。李氏朝鲜王朝灭亡以后，大量朝鲜居民都迁移到了中国东三省一带，在这一带形成了很多群体部落。（整理者注：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朝鲜成为日本殖民地）

我父亲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在梁启铎先生（整理者注：早期韩国独立运动家）的指导下，从小学就开始参加抗日复国运动。在临江县小学读书时，因为中文说得很好，他被选为朝鲜义勇队的宣传报道员。

中学时，他在吉林永吉毓文中学读书，在尚钺先生的引导下知晓事理。尚钺（1902—1982），著名历史学家，那时的身份是中共满洲地下党员，他对抗日运动有着巨大的影响。当时我父亲与朝鲜前国家领导人金日成是同窗好友，两人都受到了尚钺先生的深刻影响。金日成组织了很多学生运动反抗日本侵略者。我父亲积极支持并参加了运动。金日成在他的回忆录《与世纪同行》中，曾提及我父亲在青少年时代与他一同工作，对他予以大力支持。

我父亲从毓文中学毕业后，在朝鲜义勇队负责人的推荐下，前往上海求学。他报考了上海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1928年，因学校用德文授课，父亲开始在上海学习德文，进入预科班。

此后，他在上海参加了由韩国早期独立运动家安昌浩（1878—1938）先生领导的兴士团，并加入了韩国独立党。也是在这段时间，他结识了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1876—1949），并一起从事抗日复国运动。作为青年学生，他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发起并组织了由韩国青年构成的学友会，该组织以抗日复国、争取进步为目标。由于他从事抗日复国运动，遭到日本当局通缉，被列入日本宪兵队的黑名单。

1939年11月17日，被派遣对日军进行心理战的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出发前留影，刘振东（前排右二）

1932年，在虹口公园事件（整理者注：1932年4月29日，针对日军要员的暗杀行动）中，韩国人刺杀了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事件发生时，我父亲还在学校里上学。事件发生后，日本人开始追捕在上海从事抗日独立运动的金九主席、安昌浩先生，以及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学生进步团体组织的负责人。金九主席在嘉兴、杭州等地避难。父亲在乡下躲了两个月，事态平息以后，他才回上海继续上学。1936年，父亲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获得了博士学位。

虹口公园事件发生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西迁，我父亲在柳州跟他们会合，并一同抵达武汉。武汉保卫战打响后，在武汉可能失守的情形下，由韩国临时政府出资，我父亲在江西庐山牯岭开办了一个肺科疗养院，并任院长。

武汉失守后，战火波及牯岭，毫无办法的父亲撤退到宜昌，开办了诊所。与此同时认识了我的母亲黄芳。母亲高中毕业，也属于进步青年。母亲家庭情况比较好。她当时到父亲的诊所应聘护士。在武汉失守后，母亲跟随父亲前往四川万县。

1939年，金九主席的母亲在重庆得了喉癌，金九主席写信嘱托父亲前往重庆照顾其母亲，并实施治疗。作为肺科医生的父亲，关闭了万县的诊所，专程前往重庆照顾金九主席的母亲。不幸的是，金九主席的母亲在南岸离世，并葬于南岸和尚山上。在金九主席的回忆录《白凡逸志》中曾提及此事。此后，我父亲曾在重庆綦江上升街暂住了一段时间。

1940年刘振东与妻子黄芳的结婚照

1940年9月，刘振东（后排左六）在光复军总司令部前的合影(www.xing528.com)

1940年，我母亲抵达重庆土桥，随后与父亲在重庆结婚，在皇后餐厅举办婚礼，由金九主席主持。父亲在新华路开设诊所，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聘请他为肺科专家，也有部分收入，所以当时家庭条件比较好。由于金九主席没有固定的住所，母亲和父亲便邀请金九主席与他们一同居住。父母亲当时在现在的渝中区临江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附近租房，租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父母亲住楼下，金九主席住楼上。日机对重庆进行无差别轰炸时，父母亲住所门口曾被炸。父母亲的养女刘秀梅，就不幸死于“大轰炸”。

1940年9月，韩国光复军在重庆成立。父亲任上校军医处长，同时也担任韩国独立党中央执行委员，党内工作也十分繁重。作为知识分子，父亲为韩国的独立运动，做了很多工作，并且连任了两届韩国临时政府的议政院议员。

1942年，日本侵略者开始了更加严酷的无差别轰炸。父亲与金九主席一同从临江门迁往南岸大佛寺鹅公堡（整理者注：今南岸区国际社区附近）。他们住在同一个院子，成为了邻居。父亲也受到韩国临时政府的委派，担任金九主席的保健医生。土桥作为国民党政府安排韩国临时政府的家属区，设有医务室。金九主席曾在回忆录《白凡逸志》中提及，重庆气候潮湿、雾多、阴霾重。在重庆时，韩国人有80余人因肺病死亡。

1942年，刘振东（第二排右二）与大韩民国第三十四届议政院成员合影

母亲曾说，当时家在鹅公堡，父亲作为胸内科专家，既要前往市中区上班，又要前往土桥为临时政府家属诊治。当时交通工具落后，只能骑马或者乘坐轿子，繁重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有一次上班路上，父亲在朝天门因为太过劳累而吐血，最终由轿夫把他抬回了家，并在家中休养了很长时间。那时，家中有了3个孩子，母亲因为要照顾孩子无法工作。父亲为韩国独立运动事业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健康。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韩国临时政府准备回汉城。但是韩国临时政府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金九主席只能以个人身份回到韩国。第一批返韩人员有20多人，包括父亲。1945年11月，返回韩国后，他们住在当时的京桥庄，父亲住在金九主席楼下。

抗战胜利，韩国光复以后，由于美国人干预，他们不愿意让金九主席主持政局。最终，李承晚担任了韩国第一届总统。李承晚接受美国教育，较为亲美。但是金九主席是民族主义者，他试图建立有着完整民族主权的独立国家，不愿意受到大国干预。因此，金九主席在政治上被排斥，十分落魄。

1946年11月，由于父亲在韩国一事无成，家人也都在中国，他表示想要回中国看望妻子儿女。我的叔父刘平波时任韩国临时政府警卫队的副队长兼金九主席警卫员，也计划回国。经金九主席同意后，父亲便跟我叔父一同乘坐渔船，从釜山返回到了上海。

父亲留在上海继续开办诊所，母亲从重庆前往上海与父亲会合见面。在新中国成立前，韩国临时政府在大陆有一个留守团在南京并未撤离。父亲应留守团团长朴赞相先生的邀请，负责照顾留守团家属的身体健康。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原计划前往台湾，甚至已经购好机票。但是母亲不愿意离开，他们最终选择留在大陆。

20世纪50年代，国内进行“三反”运动时，父亲身为韩国临时政府要员，受到人民政府的传唤询问。因为父亲职务较高，南京市公安局经常找父亲写材料，调查了解当时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的活动情况。尽管身体状况不佳，但他还是提供了相关资料。在那个时候，父亲已受聘于南京市红十字会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