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子女回国，成就北京华侨补习学校

我在1946年进入万隆中华小学，1959年从印尼万隆华侨中学毕业。在万隆华侨中学上高中时，我的成绩在中等偏上。苦读三年，一定要念大学，这是我当时的基本计划。当然，具体来看，每个学生面临的情况各不相同。一般情况，有这样几个选择：富裕家庭会送子女到香港念大学，香港的费用相当高。英语成绩好的，会考虑去新加坡。印尼文好的，也会考虑在印尼当地上大学，或报考一般的技术学校。对于华人子弟来说，英文不够好，印尼文也不够好，家庭条件一般的，倾向回中国上大学。这是当时的现实情况。当然，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万隆有专门的回国同学会等组织。回国参加建设也是华侨的普遍想法。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回国读书，把想法告诉爸爸，他当然支持我。1959年6月，来自雅加达、万隆、苏门答腊的200多名华侨学生在雅加达港登上荷兰“芝利华号”轮船（整理者注：新中国成立初期，印尼华侨回国乘坐的海轮，除了“美上美”“光华轮”外，还有由“荷兰皇家远洋轮船公司”“芝”字系列的船只，包括“芝渣连加”“芝巴达克”，以及“芝万宜”“芝利华”）。在船上，我记得年轻学生们高唱《我的祖国》等爱国歌曲，航行了10天才抵达广州。

青年黄慧懿和搭乘回国的海轮

刚回国的黄慧懿在北京留影

到了广州，有些情景让我很新奇，比如买冰糕需要排队，进饭店需要饭票……这些都是我没有想到的，后来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刚刚开始。

我在印尼时的名字叫“黄娘宋”，“娘”是福建人给女孩起名常用的字，“宋”发音很顺口。回国之后，我把名字改为“黄慧懿”。(www.xing528.com)

下船后，政府让我们填表，会根据各自意愿安排我们接下来的学习。我二哥在他初中二年级时就到天津南开中学上学了，后来考取了清华大学无线电专业。我三哥也早我一年考取了天津大学机械专业，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北京。

1959年7月1日，我抵达北京，进入华侨补习学校。这个学校主要是为华侨参加高考进行补习。初到北京，主要感觉在生活上不适应。比如，我们对住校就不习惯，因为之前都是每天回家。另外在印尼是吃米饭，而在北京主要是吃窝窝头，学校一周只供应一顿米饭。我们几个印尼华侨到了北京的天安门、天坛等景点照相，发现当时就只有我们几个穿裙子，北京市民大都穿裤子。在学习上，第一次在国内念书，数、理、化没有问题，但语文、政治、历史三科都有些跟不上，特别是政治。当时政治学习“三面红旗”（整理者注：1958年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后被称为“三面红旗”），学习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词语我们在印尼当然没有听过，也不好理解，所以完全是死记硬背。

有一个插曲是我们参加了1959年国庆10周年阅兵和群众游行。当时专门组织了华侨队伍，大家清晨6点就集合，当天早晨好冷，但当我们走过天安门广场时，心里非常激动。

那年冬天，我第一次看到雪。北京的冬天实在太冷，暖气供应又不足。印尼没有冬天，有同学受不了北方的寒冷，两年后就返回了印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