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从重庆师范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重庆市第六十七中学,即今大坪中学教书。当时第六十七中学的副校长是王朴烈士的遗孀褚群。
正准备要上课了,学校通知我们说:应届大学毕业生,必须到农村去锻炼。所以当年9月底,我们学校派了两个人去北碚参加集训,除了我,还有一个南充师范学院物理系毕业的老师。我们其实并没有参加劳动锻炼,而是被派到“重庆市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集训结束后,我被派到巴县搞了两期工作队,在第二期接近尾声时又被调到綦江和长寿分别搞了一期,这样总共就是两年时间。1966年11月,我才从长寿回到重庆主城。
在工作队的两年,我工作非常积极。第一期就当了秘书,在长寿时就做了副组长。我从小就很勤快,姐姐当年最舍不得我走。回到祖国工作,我也很勤快,同时在政治上也积极追求进步。在成都读书时,我已经申请加入中国共青团,没有被批准;参加工作后,我继续积极向团组织靠拢,1964年12月,第六十七中学终于批准了我的入团申请;到工作队里后,我又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工作队把申请书寄回单位,单位回复是:归国华侨入党,必须经过长期考验;必须有父亲的政审材料。我同学父亲回国了,所以他入党了;我父亲没有回国,我没办法提供他的政审材料。所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1965年夏,钟和进(二排右二)参加市委农村社教运动,时任工作小组秘书长
我什么时候入党的呢?那是20世纪80年代了。那时候我调到了第六十五中学,校长说:“老钟,你那个入党申请还算不算呢?”我说:“怎么能不算呢!入党是我终身的愿望。”校长又说:“你能不能拿到你父亲的政审材料?”我说:“我怎么可能搞得到?”印尼排华后,原来的“中华福利会”等机构都没有了,华侨学校也全部封闭,我和印尼的家信都没办法来往,还到哪里去找父亲的政审材料呢?到1982年2月,党委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终于批准了我的入党志愿。(www.xing528.com)
1969年复课,我第一个上讲台,当了班主任。不过我没有教数学,学校安排我教政治,主要讲中央文件。那一年12月,全国的学校开始野营拉练。我们学校和建设中学各出了一个班,走路。从哪里走呢?从大坪走,走铜梁,走合川,走北碚,转一圈,23天后回大坪。师生们沿途就住各地学校。就这样,从1969走到了1970年。1970年的元旦,我们就在铜梁中学过的元旦。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在外面过的元旦节。谁也没想到的是,50年后的2020年,我在外面又过了第二个元旦节——带着家人回印尼去探访老家。
因为我妻子在嘉陵厂工作,我申请调动到离她单位近一些的第三十二中学去,经过一番曲折,最后到了第六十五中学。1978年高考,我担任班主任并任教数学的班级取得了优异的成绩,8个学生考起了大学。大家交口称赞“六十五中考出了名堂!”“钟和进”这个名字,马上在全区都出名了。我被学校任命为教务主任。1982年,我又获得了“重庆市教育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同一年被提拔为副校长,1984年做了校长。1985年9月10日是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我获得了沙坪坝区“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那个时代学校是不设“奖金”制度的,“奖金”不合法。为了调动老师们的积极性,我当校长的时候,就搞了一个按照“点数”分配工资的做法,也就是“按劳分配”,给各个岗位制定出点数,比如校长算几个点,老师一节课算几个点。但是校长的点不能超过老师,最多拿到老师的最高点数。这个“点数”制度,极大调动了老师们的积极性,大家都想多上课多得工资。我当年虽然做了校长,自己同时也还在上课,其实上课的校长,比不上课的校长只多拿两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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