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外侨务工作的开展非常有魄力。在印尼,当时像我们这样的热血年轻人,如果有意愿回国投身建设,只要去华人公会登记就行,连船票都不用买,华人公会就会有序地组织我们回国。印尼当地,尤其是烈港这种小地方,华文高中极少。我想进一步深造,于是我通过华人公会,办理了护照,回国求学,那是1957年。
那一年,辞别家人,我搭乘荷兰的商船回中国,同船有一帮年轻人。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最终在广东靠岸。那时候还没有深圳,很多人一下船就直奔香港。我印象很深刻,罗湖桥还是一座木桥,桥边还长着大片的芦苇,谁料得到今天的深圳呢?
回国后,国家对我们华侨非常照顾,安排我们到华侨补习学校学习。华侨补习学校位于广州石牌,当时石牌是广州的郊区,学校周围都是田地。我们一帮学生去城里面玩,坐公共汽车回学校,汽车半路抛锚是常事。每到这时,小伙子们全都下来帮忙推车。而今,石牌已经是广州最繁华的地区之一,道路宽敞,高楼林立,豪车遍地。当时的补习学校就是现在的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而暨南大学是现在海内外知名的华侨最高学府。今昔对比,见微知著,祖国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在广州补习中文,为后来进入高等院校学习打下了基础。广州和印尼的环境差异不大,我比较适应。学校的课程除了特别强调中文的学习之外,其他课程和普通高中相似。
从华侨补习学校毕业之后,我去了成都读高中。国家对归侨非常照顾,无论是补习中文还是读高中,都可以不交学费。不过我家境比较优越,都主动缴纳学费。我就读于成都市重点高中第四中学,第四中学的老师都非常负责,教学质量很好。当时我们这一拨华侨学生去学习,生活上有诸多不习惯,老师们亲自带着我们去采购生活用品。(https://www.xing528.com)
1960年,我考上了四川医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华西医科大学,现在已经合并到四川大学了。之所以选择学医,是很朴素的想法,在我们华人社会里,普遍认为当医生很难,社会地位较高。
我读的是临床医学,五年制,按部就班,没有特别的事情,课业也都能轻松应对。最开始,解剖人体对我来说稍稍有一些冲击力,不过也很快适应了。
此外,学临床医学课业比较繁重,每天都从早到晚学习。我学习很认真,做笔记讲究图文并重,尤其是学习解剖,局部解剖、大体解剖,都需要认真画图。我的笔记本现在还保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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