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港当地华人众多，我们基本上只跟华人打交道。华人向来勤劳肯干，活跃在各行各业，尤其是做生意，大到开矿，小到卖菜，都是华人。华人在当地普遍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我小时候除了学校的功课，还学了弹吉他。印尼人跟我们生活习惯很不一样，他们比较悠闲，常常成群结队地呆坐在路边的“风雨亭”，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车辆，华人社会往往觉得他们懒散，现在有的华文导游会调侃那个“风雨亭”是“发呆亭”。在荷兰殖民时代，荷兰人一方面制造华人和印尼人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又在平衡各方关系。印尼独立之后，印尼人把控政界，华人把控商界，再加上殖民时代的种种遗留问题，导致印尼社会在事实上四分五裂、矛盾重重。
实际上，在大规模排华浪潮出现之前，我就已经回中国了。这得归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强有力的宣传。当时华人公会已经组织起来，《人民画报》《新华日报》《中国妇女》这些刊物的海外版长期免费发放，我们每期都认真仔细地看。当时，我们当地华人基本上都读华文学校。对我们来说华文是一门第二语言课程，我们在课上说华语，课后都说印尼语。我们当时就靠这一点华语水平，通过那些报刊杂志了解新中国。我们那一辈年轻人对新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
我印象极为深刻的一件事是，我们华文学校一位老师，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非常时髦。有一次，他掏出那只钢笔，像扔飞镖一样扔出去，插在黑板上，再拔出来，他特意给我们展示了笔尖，没有折断，没有弯曲，没有裂开。全班目瞪口呆，他说：“这就是中国的英雄牌钢笔！”不得了，当时的心情真的像歌里唱的那样“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www.xing528.com)
我中学毕业后，因为学业优异，得以进入一间华人小学做老师。作为最小的儿子，家里生意有大哥扛着，我乐得在校园里当老师，自在、逍遥、安稳。也正因为在学校里当老师，我有更多机会，从各类报刊中了解到祖国的发展，了解同胞的境况。慢慢地，我萌发了返回中国，报效祖国，投身建设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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