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母城侨界口述历史：华侨青年归国受到祖国优惠政策的关怀

我出生在马来西亚彭亨州文东山区，双亲都是华侨，父亲祖籍广西，母亲祖籍广东，他们都以割橡胶、开锡矿、打杂工为生。

1942年，日本南侵马来西亚，激起华侨的强烈反抗。日本人非常憎恨华侨，对华侨实行类似对中国大陆的“三光政策”，看到华人非打即杀。我们只能逃进原始森林，刀耕火种，开荒种旱稻。地里的新粮还没成熟，带来的陈粮已经吃完，后来只能吃木薯叶。那时我只有5岁，有一次连续一个星期没吃到一粒米，几乎饿晕了。母亲拿着一套新衣服跟当地土著换了几斤红薯给我吃，我才没被饿死。

日本投降后我们才从森林走出来，父母到城郊的橡胶园割橡胶。我有时也跟着母亲去割胶。如果天气热了，水分干了，橡胶就流不出来，所以割胶必须在早上。每天早上5点钟，天还没亮，母亲就头戴电石灯去割胶。她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除了割胶，她还要搞点副业，养点猪、鸡。因为太辛劳，以至于积劳成疾，她身上长了一个瘤，做了手术。还在恢复期时，她又上山割胶。割出来的橡胶流进一个一个胶桶，过一段时间母亲再回山上收胶桶。胶桶很沉，收胶桶很费力气，母亲伤口撕裂，旧病复发，很快离世，年仅36岁。母亲过世时，我才刚满12岁，成了半个孤儿。

父亲工作能力有限，他割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时就打打杂。那时我小学还没毕业，被迫辍学打工，在海南人开的咖啡店里做服务员。后来，我和老板说，能不能让我白天在咖啡店上班，晚上读夜校。老板同意了。

邓海东（左）重返马来西亚，探访母校

青少年时期的邓海东（后排右一）和同学合影(www.xing528.com)

那是一所教会办的夜校，开设语文、数学等课程。经过刻苦学习，我考上了文东当地一所叫“启文”的华侨学校。这所华侨学校不是全日制，每天只有上午开课，下午学生回家复习，但是课程设置还是系统的。家庭困难依然没有解决，我只能继续半工半读。我上午上完课，下午就当校工，比起之前在咖啡店打工，好歹一整天都在校园里了。校工的服务范围，包括烧茶、扫地、分发信件等。为了贴补家用，我还卖过报纸。

我在马来西亚读书时，思想上已经受到一些启蒙。首先是来自课本，我读过鲁迅、巴金、冰心等人的作品，他们宣扬五四运动后的民主爱国思想，我印象最深的是艾青写的《我爱这土地》：“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其次，我们的老师，很多来自中国，思想比较进步。我记得地理老师就是重庆人，他给我们讲了很多历史地理知识，比如西方侵略者当年怎么霸占我们的铁路和矿产，我们如何被列强掠夺。另外，我经常参加学校每周六的演说会，演说的内容都是介绍民主进步思想。当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学生运动很活跃，新加坡的华侨中学、中正中学等名校搞的学生运动都轰轰烈烈，学生激烈反抗当局政府向华侨学生征兵，我们从报纸上看到很受鼓舞。

最后，先行回国的华侨学生经常给我们写信，描述祖国对归侨青年学生的种种关心爱护，以及各种优惠政策。

在这几方面影响下，我内心深处已经很渴望回国。同时，我的处境也使我倾向于选择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