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到重庆：牟炳权的就业变迁

大船开回大陆，停靠在岭南大学的港湾，牟炳权也随船回到了大陆。我拿着民生公司开的证明，到了深圳口岸，看到的都是铁丝网。当时从深圳到广州没有便利的交通工具，只能步行，所以我从香港到澳门，再从澳门到广州。

到了广州，我们住在中山三路中平里5号。派出所户籍员说我是工人阶级出身，所以动员我出来工作，我先是在街道做妇女代表，随后是治安委员。广州的社会治安相当好，我们隔壁就是中南军区机关，可以说是夜不闭户。

李秀英全家照

在街道工作，没有工资，属于义务服务。我们租的房子三室一厅，还有保姆房，每月租金是80元，另外还要缴两个月押金，后来我当了治安委员，房东信任我们，主动退还了押金。

在广州的生活和工作都很不错，到了1955年，牟炳权调回重庆。离开广州时，我还在给邻居说，最多3年就回来，但此后一直就生活在重庆。

我和女儿是在1955年到的重庆。在朝天门码头一下船，看到好高一坡梯坎，第一次看到滑竿，看到卖梆梆糕的、炒米糖开水的，那是重庆给我的第一印象。

当时牟炳权已经到了长航公司，在人民32号登陆艇上班，公司职工宿舍只能住他一人。我和女儿在重庆举目无亲，又听不懂重庆话，所以在水巷子的一个旅馆住了一年时间，请人挑水，另外每月花30元吃包饭。

后来我们在棉花街租了一个房子，邻居开始喊我的娃儿“小妹娃儿”“幺娃子”，就这样，我们才开始慢慢接触重庆的当地生活。

牟炳权在广州的工资差不多每月有300元，回重庆后只有78元。1957年、1958年，重庆很好找工作，人交公司到处都在招售票员，但我们陆续有了4个娃儿，经常是一生病3个娃儿一起住院，所以我一直没上班，主要就是照顾他们的生活。当时我们住棉花街，楼下就是菜市场，空闲的时候我就帮他们算账、收钱，吃菜、吃饭的问题基本就解决了。和本地人交道多了，重庆的生活逐渐就适应了，我也学会了重庆话。

1986年2月，李秀英回澳门探亲(www.xing528.com)

李秀英的归侨证件

我到重庆后，和澳门的哥哥、香港的姐姐很少联系，他们偶尔邮寄一点东西，兑一点钱，1958年之后，我们的联系就断了。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恢复联系。有次街道干部通知我去侨联开会，我还有点莫名其妙，原来派出所对我们的海外关系一清二楚。包括后来亲戚来重庆看我，都是先把护照交到派出所，走的时候再去领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回过澳门两次，也去看过以前生活过的雀仔园。如今我已在重庆生活了60多年，说重庆话，吃重庆菜，天气好的时候，就在院子里打重庆麻将。几乎没留下在澳门生活的任何痕迹，可能唯一保留下来的习惯就是我一直很喜欢花。前几年我还经常买鲜花，现在很少出门，所以在家里放了四五种塑料花。

黄秀丽女士

新中国成立后，受亲人和长辈的影响，黄秀丽对祖国充满了期待与热忱，9岁的她响应周总理“祖国需要你们”的号召回到祖国。

她在新中国接受了教育，把青春与热血全都奉献给新中国建设事业。无论是学习上还是工作中，她都自觉以“我是响应总理号召而回国”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1971年，她的生活和工作遇到了困难，她鼓起勇气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意想不到地收到了总理办公室回信，得到了有力的帮助。

于是，她用更大的热情回应了党和国家的帮助，勤奋工作，成为一名优秀的音乐教师、音乐教学研究者、音乐教材编写者。同时，她还结合自身身份和工作经历，多次提交教育和华侨政策相关议案，积极参政议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