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母归国：二等公民的历史

我有4个姐姐和1个妹妹，大姐、二姐出生在上海，其他的都出生在仁川，其中三姐、四姐和妹妹没长大就夭折了。

我父亲自学了日语，他的洋服店走“高层”路线，基本都是做日本人的生意，尤其是日本官员，因此生意一直都很好。不过即便如此，也改变不了当时中国人在韩国是二等公民的事实。

我是在仁川上的幼儿园，一直上到小学四年级。学校里有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推行的是殖民教育，校长、老师都偏爱日本儿童，中国和韩国的儿童经常受欺负。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就经常被日本同学欺负，根本不敢靠近他们，一靠近就会被打，放学了也不敢回家，怕路上遇见日本同学又被打。有一回，我被日本同学扔石头，砸得满头是血。还有一次，我被打得不敢去上课，偷偷跑到池塘边看小金鱼，结果被老师告到我父亲那里，我又被父亲用裁缝尺狠狠揍了一顿。

我妹妹也可以说是间接死在日本人手上。她当时还小，生了病，家里请来一个日本医生，给她打了一针以后，她就不在了。一家人也不敢问病因，更不敢找他要说法，那个医生就直接离开了。

童年对我来说很可怕，只有母亲的爱，是唯一的慰藉。

在五年级的时候，我回到上海，就读于天主教会办的金科小学，后来又上了金科中学。上中学的时候，我父亲打电话叫我回仁川，回去之后，家里有了变化。(www.xing528.com)

我父亲当时又有了一个女人，是个朝鲜女人。这个女人很厉害，会讲广东话、山东话（整理者注：应老解释，山东话是朝鲜华侨的通用语）、宁波话，我两个姐姐和她发生了几次冲突，父亲对母亲也越来越差，动辄打骂，有一次甚至打断了她几根肋骨。我因为维护母亲，还挨过父亲的耳光，两个姐姐也先后离开了家。

日本投降前实施军管，物资管控，日子很不好过，买什么都要凭票。后来，美军接管了仁川，父亲搭上了美国军官，生意又好了。

1946年，我和母亲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偷偷跑去了汉城，当地一个宁波老乡带我们去军管会（整理者注：应为驻朝鲜美国陆军司令部军政厅），里面有位办事人员是广东客家人，听我母亲说广东话很亲切，也很同情我母亲，很快就给我们办了手续。

我们先坐火车到釜山港，由于客轮还没开通，就在釜山住了半个月，又坐军用运输船回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