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母城侨界口述历史：我的医生生涯

1963年，作为重庆医学院第三届毕业生，我被分配到江津专区（整理者注：1951年4月，璧山专署驻地迁至江津，更名为川东行署区江津专区，辖江津县等县。1968年江津县更名为江津地区。之后，江津县及江津地区相关县行政区划多次调整。1992年8月4日，江津县撤县设市。2006年10月22日，江津市撤市设江津区）人民医院。这里面还有一段小插曲。我实习时突发阑尾炎，开刀做手术以后伤口感染，所以去单位报到就比别人晚了一个月。时任市卫生局局长的张玉水告诉我，本来已经安排我在江津地区医院搞外科的，因为我还没报到，就安排别人了。领导说现在有三个县的医院可供我选，即江北县、璧山县和荣昌县医院。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离家近一点。领导说，那你就选江北县，过江就是市中区（整理者注：今渝中区），而且我们拨了25万元修建江北县医院，你一去就在新医院上班。我以为江北县医院位于江北嘴。等我去报到了才知道，江北县医院在嘉陵江边的水土镇，很远。

就这样我在江北县医院的普外科一干就是20年，其间跑遍了渝北的山山水水，经常背上装着药品和器械的背篼就和同事们去病人家里救治。很多手术就是在区、乡卫生院做的。没有电灯，只能挂个汽灯在头顶。灯挂高了，看不清手术，挂低了，烤得脖子疼。我的颈椎病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我主要做肝胆肠这些手术，一般的四肢骨伤也能治疗。这期间，我做过江北县人民代表、县政协常委、县第一届侨联常务副主席。

随着医院不断发展，各个科室都需要不断地细化建立。1976年，单位派我到市第五人民医院去进修泌尿外科。泌尿外科包括肾脏、膀胱、输尿管、尿道系统。半年后，我又回母校重医进修半年。回到单位，我就不再搞普通外科而是泌尿专科了，带了很多学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控制人口盲目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成立计生机构。计生系统和卫生系统成为平行的两条线，而计生人员都是从医疗卫生部门抽调出来。因为我搞泌尿科，泌尿和生殖，原本就是同一个系统的，而当时新成立的计生部门既缺领导，又缺有经验的医生，所以，市计生部门反复做县里的工作，最终把我从江北县医院调回了主城。我妻子也在县医院的妇产科当科室主任，就与我一道调到主城，正好一个搞男性计生，一个搞女性计生工作。

1984年，我们俩一起到了新成立的重庆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最初研究所设在市急救中心的一栋老楼里，当时有两个上级单位：一个是重庆市科委，一个是市计生委。科委管项目和科研经费；计生委管业务，我们要向其汇报计生工作的研究成果和计划生育川东、川南片区的手术并发症的处理，计生药物的安全性、可行性、可恢复性等；各种计生器械的研发、安全性、可操作性等。我调过来以后管科研和临床。后来市里在江北区红旗河沟划拨34.1亩土地给我们建了一个科研所，我们从市急救中心搬出来。一部分搞研究，一部分搞实践，指导全市开展计划生育手术。那时候计生工作要做很多手术，所以就建立了“重庆市计划生育研究院附属医院”，同时满足搞科研收集数据和统计数据的需要。我爱人就专门指导手术，培养基层计生人员，是“计划生育服务分中心”的副主任，成年累月带着一帮人在基层当“救火队员”。

搞了这么多年的计生工作，我们完成了国家少生优生的任务。我们还到全国其他地方办培训班，广东、广西甚至新疆都去过，算是为控制我国人口过快增长做出了贡献。我们还培训了来自印度、美国、巴基斯坦等国家总共100多个计划生育专业人员。

1986年，杨震华荣获国家计生委颁发的“六五”国家科技攻关工作证书

2016年，杨震华（前排左三）在新西兰拍摄的全家照

我的职业生涯中还有一些有意义的兼职工作。原来在县医院工作时，重庆市公安局聘请我为刑事技术法医顾问，兼任江北县公安局兼职法医，这份义工干了7年。在市里工作时当过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社会监督员。后来市卫生局、市监察局聘请我为重庆市医疗行风评议监督员。这些社会工作我都干得非常好，受到了各方好评和表扬。(https://www.xing528.com)

2012年，Dianton Jhon从新西兰寄来重庆的明信片。上图为当年杨震华和母亲住过的房子

因为出生在新西兰，所以我一直想回去看看，2012年，在新西兰基督城见到约翰舅舅时，我们分别已是近70年了，但是幸运的是今生我们终于再相见了，他叫着我的小名——小英，拥抱我，我们都很激动！我相信，那一刻，他的母亲和我的母亲都在天上开心地看着我们。他告诉我，在1963年的时候，听到中国杂技团到新西兰演出的消息，丹顿夫人带着他，拿着我们的照片跑去剧场后台问：认不认识这些人？他们现在在哪里？她太想念我们了，却一直没有我们的音讯，遗憾而终。她不知道也无法想象，战乱时期，我们居无定所、颠沛流离；“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全家因海外关系身陷囹圄。我们想念他们，却无法联系上他们。他带我去看了那所当年我们住过的红瓦房子，上百年的房子了，还在那好好的呢。约翰还一直保存着我母亲当年送给他们的衣物和其他纪念品，并拿出给我们看，足以见得他们对我们的珍视。这段缘分弥足珍贵呀！睹物思人，感慨万分。

现在我家里这些新西兰的老照片，一些是约翰舅舅翻拍给我的，一些是父母保留下来的。约翰舅舅前几年还寄给我他写的我们两个家庭的故事，里面有很多珍贵的合照，以及我小时候住过的房子的照片。

约翰年轻时是新西兰一艘舰艇的船长，常年在南极工作。后来在新西兰国家电视台任电子工程师。他尤其爱好无线电和音乐，有英国剑桥大学的音乐学博士学位。他每周礼拜日在基督城大教堂给大家弹管风琴，还自己作曲灌制唱片；每周给基督城的报纸写稿，主题大多是历史方面的。他家里有一个装满无线电设备的工作间，他长年每天义务为利特尔顿港的船只发布海浪和天气预报，乐此不疲。对每一时刻过港的船只他如数家珍。他丰富有趣有质量的老年生活令我叹为观止。遗憾的是，两年前他因突发心梗去世了。

我今年已经81岁了，回顾走过的几十年人生旅程，百感交集！年幼懵懂时跟随父母漂洋过海，从南半球回到战火纷飞的北半球，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生活终于安稳了，还上了大学当了医生。尽管“文化大革命”时受到了牵连和迫害，后来还是平反了。所有吃过的苦、受过的罪都成了我人生的财富。我的后半生是幸福的，我的职业、我的社会职务、我的良知，使我为病人，为能帮助的所有人竭尽了全力，无私助人的收获就是我的快乐，也是人生没有虚度的体现，更是对我的爷爷奶奶、父母和所有的家人，以及新西兰爱我们、帮助过我们的洋外婆一家人最好的回报。

应骥先生

2017年1月11日，四川外国语大学离退休处会议室，87岁的名誉教授、离休干部应骥举起右拳，在党旗下宣誓，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他交了2000元特殊党费。

虽然生于韩国仁川，但在年轻时，应骥早就怀有为共产主义献身的抱负，却不想直到年近九旬之时，才终于加入党组织。1949年，他在上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整理者注：简称“西南服务团”。1949年，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前，从上海、南京、安徽等地招收了6100名干部和11000名大中学生，前往云、贵、川工作），跟随刘邓大军辗转来到重庆，随着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潮，开启了跌宕起伏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