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口述历史：祖父杨宝忠与义侠精武团

我的故事要从我的爷爷（整理者注：杨震华之父为赘婿，杨震华随外祖父杨宝忠的姓）讲起。我们是天津人。我的爷爷杨宝忠，1893年出生，从小练武术，和霍元甲算是同门师兄弟。有了武术功底后，为了生活，曾祖父送我爷爷去北京的京剧科班“富连成”学习武丑。

在北京待了两三年，因曾祖母过世，爷爷被迫停学回到天津，跟着曾祖父做泥水匠。这个时期爷爷对杂技产生了兴趣，进入天津“雅艺皮条杠子社”学杂技。没钱缴学费，爷爷就给“杠子社”的道具房守夜抵学费，同时利用晚上的时间练功。爷爷主要练的是“杠子”和“皮条”。他非常聪明，把京戏里的很多动作移植到杂技里。1908年末代皇帝溥仪登基时，天津挑选了最优秀的演员，组成一个杂耍班子去北京朝贺。爷爷被选入班，那一年他16岁。爷爷的节目很受欢迎，王公大臣拍手叫绝，爷爷在北京一炮而红。

就在那一年，爷爷和他的师兄弟被邀请去上海演出，其间他又拜师学习了中国戏法和西洋魔术。当时俄国“巴罗斯基”马戏团的老板对爷爷非常欣赏。他多次与爷爷洽谈，以高薪和爷爷签了3年的赴俄演出合同。

于是，1910年初夏，爷爷和他的6个师兄弟组成了“七侠演艺团”赴俄国演出。俄国老板看我爷爷年轻又帅气，功夫好，脑子好，反应快，有礼貌，想招他为女婿，也希望以此留住他。爷爷觉得，作为中国人，不愿意娶一个外国人做老婆，所以婉言谢绝。事实上，爷爷和师兄弟们一直思乡心切，所以1913年初夏合同期满，他们马上就回国了，继续在津沪一带演出。

爷爷还是一位侠肝义胆之人。1913年盛夏他们在上海演出，一位师弟的未婚妻在上海虹口道场被日本浪人劫持。爷爷师兄弟7人，赶去日租界旅馆救人，和3个日本浪人发生了激烈的格斗。他们打死了一个，打伤了两个日本人，把师弟的未婚妻救走了。事发次日，上海大小报纸以《飞侠侠义救难女》为题报道了痛打日本浪人这一事件，对他们的侠义行为大加赞赏。日租界出动军警四处搜捕，他们连夜登上开往烟台的轮船，几番周折回到天津。

1914年，爷爷一行去哈尔滨，结识了另一个叫“依扎克”的俄国马戏团，这个团的老板同样很欣赏他们的演技，热情邀请他们再赴俄国演出。1917年3月，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在一些俄国布尔什维克朋友的鼓动影响下，他们7人参加了一支红军队伍。

爷爷曾跟我说：“‘红老毛子’是穷人，老受欺负，是好人。我们帮他们打老财的‘白老毛子’！”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被沙俄军队打散，混乱中被俘。一个多星期后，红军“依布琴科”哥沙克骑兵解救了他们，并动员他们加入了这支骑兵队。爷爷说他还跟随队伍参加了苏联红军攻打冬宫的战役。在苏联爷爷负过伤。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他们才又回到天津。后来“七侠演艺团”师兄弟相继结婚成家，为养家糊口各谋出路，最终解散。1919年底，我母亲出生。

那一时期社会非常动荡，民不聊生，爷爷清楚地意识到必须要有自己的杂技班子，才能维持全家人的生活。1924年他带着杨家班巡演到武汉时，爷爷以自己的子女、子侄为班底，在武汉当地招收了一批有悟性、能吃苦的穷孩子为艺徒，起名“童子艺术团”。(www.xing528.com)

我父亲周少田就是在那个时期进杨家班跟着爷爷学艺的。他家在汉阳农村，他和3个弟弟成了孤儿，四兄弟就都进了班。当初贺龙的部队经过湖北，他本想去参军，但是3个弟弟怎么办？那时候汉阳街上有卖“福尔膏”的——担个挑挑，里面摆些药，一个人担挑挑，一个人伴着吹号。我父亲看见吹号觉得好玩就拿起来吹，没想到吹得不错。他学了几首曲子就帮别人吹号。有人就推荐他去参加“童子艺术团”，由此他开始学习杂技。我母亲那时候5岁，也开始学艺。

“童子团”一边学艺练功，一边演出。北方管这种表演形式叫“撂地”——在一个宽阔的场子里，翻跟斗啊，舞剑、抖空竹、耍坛技、变魔术……在爷爷的严格教导和训练下，“童子团”的学员们很快练就扎实的基本功，各自有了自己的节目，大家随着爷爷走南闯北，卖艺演出。几年时间，“童子团”在湖北、湖南、江西、广东一带已经小有名气，时常被邀请做富室贵家的堂会演出和逢年过节的行香走会的表演。

1936年，“童子团”在广州演出，被一个叫刘金富的香港老板看上了。他很有头脑，看了“童子团”的表演后，就来跟爷爷商量：你们全家跟我到香港去，我出钱雇你们杂技班去海外演出，演出收入按比例分成。那时去香港很容易，就这样“童子团”去了香港。

1938年，杨震华父亲和母亲在香港的结婚照

1937年“童子团”改名为“天津义侠精武团”，先后被雇佣到安南（整理者注：今越南）、暹罗（整理者注：今泰国）等东南亚地区演出，后来又去更远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演出赚来的钱，刘老板得大头，“精武团”最多时才分得一点五成。但是对于“精武团”来说，这一点五成已经很不简单了。听我父亲讲，他们的演出太受欢迎了，华人喜欢，洋人也喜欢。他们在海外演出的场馆都是当地的大剧院，演出条件非常好。“精武团”成了刘老板的摇钱树。在外演出一年后，“精武团”全团回港休整了3个月。那时候，爷爷由于过去受的伤和多年的劳损，一条腿已经瘸了，一只眼睛角膜白斑，不能继续登台演出，他在香港深水埗买了一处房子，定居下来。

那是1938年，我母亲19岁，爷爷把她许配给我父亲。第二年，父母亲再随刘老板赴澳大利亚、新西兰演出。1939年底，我出生在新西兰南岛基督城的海伦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