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哥读书多一些，后来回到了印尼，加入了印尼籍。我弟弟叫竺和勋，比我小一岁，在20世纪60年代印尼排华时，响应中国政府号召回国。回国后，在广东读了大学。他先在上海的金笔厂工作，过了几年又回印尼去了。
一家人在印尼扫墓
1954年，我回重庆后，先在人民公园附近的劳保厂上班。没过几年，又到重庆针织厂上班。因为回国的时间早，所以我现在对印尼基本上没有什么印象，印尼话也不会说了。重庆解放初期，国内生活比较困难，亲人们不断从印尼寄东西来接济我们。他们不太了解国内情况，给我们寄了一些在印尼比较时髦的东西，比如花裙子、高跟鞋、皮鞋，我们根本不敢穿，从邮局取回来后只能藏在屋里。我的小孩在长航子弟校上学，有好衣服也不敢穿，有时还故意给新衣服打补丁，打赤脚去上学。
1959年，父母专程回国一次。他们先到上海，归还刘海粟当年借给我们的钱，但他不要。然后又到重庆来看我，一晃二十多年没有见面，重逢真是感慨万千。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开始，食物供应普遍紧张，我的身体也不太好。父母回国的时候，住在重庆宾馆，那里的食物供应非常充足。我和儿子天天去那里吃饭，父母看着我们也满眼怜惜。短暂的相聚之后，父母启程回印尼。而这次和父亲相聚相别之后，我们再也没有相见，20世纪70年代末他在印尼去世。
“三年困难时期”，亲人们从印尼寄些面粉、油，我们也不敢随便吃，怕被人发现。当时重庆与印尼之间的通信，一封信寄出去，再收到回信大概要一个多月。信件、包裹派出所也要检查一下。有段时间，从印尼邮寄过来的包裹，要到广州或成都才能取。
改革开放后，我们和印尼亲人之间的联系就方便多了。20世纪80年代，母亲已经80高龄了，她还是舍不得我，又两次专程到重庆看我。她最后一次来重庆时已经82岁，当时我住在南坪。母亲用“侨汇券”买了一个抽水马桶送给我，这个东西当时国内非常稀奇，买来后我们找人帮忙装，好多人都不会。母亲长期在国外，基本上不了解国内情况，也不清楚我们的生活状况，但她心里一直时时牵挂着我。
竺素珍与在印尼的亲人合影
1993年，哥哥回国玩，带了好些国内没有的东西来。后来哥哥又接我去印尼玩过一次。我们从香港飞赴印尼，哥哥带我到处玩，泗水很漂亮。到了雅加达，发现我的出生地已经被烧了，我对儿时基本上没有什么记忆了。(www.xing528.com)
2008年，我和小儿子又一起去过一趟印尼。我的印尼话基本上已经忘得一干二净，靠妹妹翻译才行。我们去给父母扫墓，在墓前合了影。
现在，父母、哥哥已在印尼去世了，几个妹妹是加拿大籍，小我一岁的弟弟现住在印尼万隆。如今通信方便了，和弟弟三天两头地视频聊天，我们用带宁波口音的中文交流。弟弟也一直牵挂着我。
先生
在重庆侨界历史上，中南橡胶厂占据着重要位置。这家由华侨创办的企业，不仅拉开了中国西部橡胶工业的序幕，更是直接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当时最紧迫的轮胎等战略物资。
陈维新是中南橡胶厂创始人之一，也是实际管理经营者之一。抗战期间，他亲自奔走在险象环生的滇缅公路，一次又一次地为中南橡胶厂从东南亚各国采购、运输生产物资回国。抗战胜利后，尽管历经曲折，但他始终为中南橡胶厂殚精竭虑，奉献一生。
他以实业报国，将一生献给了中国抗战事业，献给了中国橡胶事业，献给了重庆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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