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作为中外矛盾的交会点以及新旧文化的碰撞前沿，其思想观念及社会意识表现出了与生俱来的进步性与活跃性。国家的生存发展、民族的独立进步以及追赶世界的迫切要求，是近代国人思考的共同命题。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有识之士不断将外国的思想、政治、科技、文化介绍到中国，力图改造更新旧有体制。在这种背景下，数位文化名人在天津脱颖而出。被誉为“中国西学第一人”，翻译了《天演论》的中国启蒙思想家严复；发动“史学革命”，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兼学术巨匠梁启超；中国话剧和近代音乐的开拓者，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李叔同等，均是其中的佼佼者。天津是“洋务运动”和“新政”的重要基地，其对于西方文明的学习有着强烈的愿望。因此这里是近代教育的发端，也是开展得最为蓬勃的地方。19世纪末，以培养国防力量和科技人才为主的一批院校应运而生，其中北洋武备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北洋西学堂（北洋大学堂的前身）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进入20世纪“新政”后，天津的教育事业得到更为广泛的发展，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或高等实业学堂、师范馆）、通儒院等，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教育体系，为社会提供了广泛接受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机会。同时政府颁布了若干章程，从法律上确立了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20世纪初，天津城市文化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传统的戏曲、曲艺市场繁荣，城市文化水平始终居于全国前列。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新文学、话剧、电影、西洋音乐等流行一时，深受学校师生及新青年的喜爱。而流行于租界的赛马、打球、跳舞等休闲娱乐方式则只属于洋人和有钱人。以宣传、教育、研究、文化推广为职能的社会文化事业也有了较大发展，如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
东西方在不同文明体系下形成的意识形态，使双方在互相了解及认知上具有一定的困难，对于闭关锁国多年的清王朝这点更为明显。天津毗邻首都，又是开放的窗口，文化的冲突尤为激烈，碰撞的结果就是外来文化某些部分可以被完全接受，某些部分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具有改良的性质，这种极具包容的气质是天津的特色。而这种包容气质的成因主要有两点：（一）天津发达的近代教育为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开启了民智，为吸纳外来文化提供了适合的土壤；（二）由于交通条件便利，人员流动性强，天津自古便具有一种开放的基因，近代大批受过西方教育的各界精英在天津的社会活动，在教育、卫生、艺术、工商、金融、新闻传媒等方面的丰富实践，极大地促进了国人对于外来文化的认知与接受。天津就像一个文化调适器，能将外来文化不断消化吸收，改造成更为国人所接受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品，并向全国推广传播。天津的枢纽作用，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在文化交流和推广上更是功不可没。
回首近代百年，天津在中国的重要地位是体现于多方面的，这既是历史造就的，也是人民书写的。众多历史人物、事件与天津的关联，百项全国第一的记录，都只能说明昨天。当下，天津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三台引擎，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被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布局，天津再一次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关注的焦点，同时国家也对天津提出了“两个走在全国前列和一个排头兵”的更高要求。面对机遇与挑战，真诚地希望，我们不仅仅拥有“近代百年看天津”的荣耀，更希望今后的天津时时刻刻都是我们的骄傲！(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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