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地区的渗透和侵略。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救亡图存成为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共识。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也投入很多精力，支援前线战事。1933年，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董事长张伯苓发起成立自卫治安会，一方面救济战乱中流离失所的难民，另一方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劝捐，并将款项送达前方将士，激励士气。1936年就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危急时刻，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邀请上海青年会干事刘良模来津，深入各个学校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爱国歌曲，一时掀起津门抗日救亡热潮。
毋庸讳言，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自成立时起，就是服务于建设“上帝之国”理想的，因此传教布道等宗教活动是青年会工作的重要内容。而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确实扮演了传播近代文明与引起民教矛盾、冲突等多重角色，这在天津也有突出表现。就传播基督教福音而言，“设无教会则青年会殆将无由成立”，因此“征求基督教学生，从事于传道之圣工，是亦青年会对教会一种贡献”。然而青年会又是完全自主的超宗派组织，尽管与“宣言差会”有“至密切、至美善之关系”，但对于推行各项事工，“从未挟有宗派的意见”，“只在联合一般基督徒，组成一特殊之运动以服务青年及社会也”。
尽管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不是教派差会，但是宗教性是相当明显的，传播上帝福音、引导人皈依基督无疑是其最重要的宗教使命。宣扬基督理念和精神也是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重要工作。除了坚持开办的“查经班”、“读圣经会”等日常活动，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每年还会举行一些大规模的宗教活动，如青年决志班、宗教研究班、复活节纪念大会、耶稣圣诞庆祝大会等。
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社会服务活动很快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同，不仅青年学生纷纷入会，一些文人和社会名流也加入其中。仅1920年，少年会员和定期参加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活动的少年累计就有6033人次。北洋万国改良会的创办者、著名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丁义华曾说过：“共和时代可称青年民国。青年隆盛，民国即隆盛。青年卑污，民国即卑污，则是民国与青年有密切之关系。”
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近代天津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社会服务方面扮演着独特的角色，留下大量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追寻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历史足迹，不仅能够彰显其独特的历史价值，而且可以为近代中国看天津提供诸多启示和借鉴。为了丰富“近代中国看天津”的具体内涵，已历经115年风雨洗礼仍执著前行的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自2005年起，先后举办了以“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天津文明”、“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天津教育”、“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天津体育”、“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名人”、“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社会服务”等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众多专家学者以及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们，从不同角度阐释了青年会服务社会、造福人群，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理念，揭示了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历史作用和社会价值，从而加深对近代中国的认识和了解。2006年4月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还组团访问了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总会，并在明尼苏达大学安德森青年会档案馆收集了大量关于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原始档案。这为还原历史的真相，全面评析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近代天津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www.xing528.com)
除此之外，为进一步将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理念传扬开来，更好地融入中国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天津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于近些年来联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图书馆等学术机构的专业人士，从学术层面深化青年会的研究，先后搜集、整理了《益世报》、《大公报》中的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资料，翻译了一大批外文资料，编制了大事记，连同历次会议论文集，构建着一座座弥足珍贵的近代中国看天津之宝库。
总之，115年来，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秉持“爱群”、“救世”、“惠人”的精神，致力于社会发展与文明再造，将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视为神圣的使命，大力倡导“德、智、体、群”全面发展，完善国民人格，改良社会风习。为此，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积极参与、组织了多次爱国运动，不遗余力地投身改良社会风俗，建构城市文明、推进现代化的实践中去，成为“近代中国看天津”的闪光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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