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美国一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教授在圣地亚哥召开了一个圆桌会议，题目是“上海之外：民国时期中国城市臆想”，召集研究上海史以外的学者进行学术研讨，其观点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不是只有上海一种发展模式，要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一定要开展上海以外的区域和城市的研究，以了解中国的全部。所以，今后天津史研究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范畴，如同滨海新区发展是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部分那样，将天津史特别是近代以来天津的发展置于全国大局中选择课题开展研究，在总结天津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探索中国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同时，天津史研究一定要将普及历史知识作为主要的组成部分，搭建各种平台，结合文化的繁荣发展和社会民众的需求开展各种形式的历史知识的普及，以提升全民文化素质。为此，在系统深入进行上述方面研究的基础上，期待在一些方面有所开拓。
增强开放意识，加快开放步伐。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天津史研究也需要进一步增强开放意识，对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物，各国租界、西方文明的传入等问题的研究，打破思想禁锢，进行全面研究和客观评价。增强空间意识，开展区域比较研究。虽然近期对城市空间的研究多有建树，但应该更强调天津与区域、全国和世界的互动关系，除了研究天津本身的空间结构外，还要注重天津与周边乡镇、华北市镇之间空间布局的形成与变化，分析物流、人流和资金流与天津成为华北经济中心，以及华北经济区域、环渤海地区经济布局重组的关系，为今天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增强多学科意识，加大综合性研究。目前的学术研究和历史文化的论述，十分强调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以论证事件、人物发展变化的多方因素与制约。在天津史研究中也应该提倡运用多学科，甚至建筑、规划、水利等自然学科的理论方法，尤其要考虑环境、机制、心境、契机等各种因素，使得研究客体更加立体化，更加丰满，并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增强历史普及意识，树立智库和服务理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术界一度忽视学术为现实服务，将学术束之高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研究者愈发感到责任大，积极为当前社会经济建设建言献策，利用各自的学科优势和特点，对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研究，为当前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服务。
天津史研究也是如此。当前，天津史研究亟需在两个方面进行具有开拓性的工作。
其一，积极发挥智库的作用，为天津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方法的支持和历史借鉴。例如在探索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模式上，在总结天津发展的经验教训和特点上，在制定战略发展规划上，在保护历史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在建设文化事业和打造文化产业上，在解决当前存在的一些城市病和社会问题上，研究者都可以结合各自的研究基础和优长发挥智库作用。
其二，将普及历史知识作为一项职责。研究和宣传历史文化，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永恒不变的主题，需要结合社会的需要将其内容和形式不断演释和升华，使之发挥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推动力。要在有相当资料和研究的基础上普及天津史的一般常识，强化对事件、人物的客观准确的描述，且着力其可视性和可读性，增加民众的关注点，带动民众的参与意识。为此，需要打造各种风格的平台，创造各种形式，运用各种机遇，宣传天津历史中的亮点，客观评价在各个历史时期天津的地位和影响，增强民众对家乡的认同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扩大天津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和影响，为天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和社会经济建设服务。
（张利民，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兼职教授）(www.xing528.com)
知古鉴今
知往鉴来
【注释】
[1]本文资料来源：贵志俊彦、刘海岩、张利民编《：天津史文献目录》，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8年出版；刘志强、张利民主编《：天津史研究论文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出版。由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几乎全部系天津史研究文章，故未列入《天津史研究论文选辑》。——下同
[2]该阶段文章的统计未列入《天津日报》、《今晚报》。
[3]张利民《：天津史研究综述》，天津市社联编《：天津社会科学年鉴》（2002—200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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