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吴同宾先生得到彻底平反,被安排在天津市文化局戏曲研究室任副主任。那些年,剧团每演出一台新戏,总要召集一些专家予以评论。吴先生本着对艺术负责的精神,对剧本的意识流式结构、导演生搬硬套西方舞台剧手法,以及戏曲演员丢弃传统的四功五法,而向话剧靠拢等诸多戏剧现象,提出了建议。他说:“既然是艺术研讨,就应该实事求是,本着对事业负责的态度,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评论工作者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如果一味地顺情说好话,把非说成是,把丑说成美,于剧团、于演员于艺术事业何益?”
改革开放后,吴先生的学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施展。当年在天津当市长的李瑞环同志别具慧眼,认为吴先生有真才实学,是戏剧界难得的人才,应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1984年6月天津市艺术研究所建立,吴先生被任命为副所长,之后又荣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天津市政协常委。(www.xing528.com)
吴先生从青年时代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一生没儿没女,许多当年得过吴先生教诲的戏曲界后学,都像对待自己父母双亲一样照顾吴老师和师母。吴老师的住宅没有暖气设施,每到冬天,学生们帮吴老师买好冬煤,一筐筐搬到阳台上,后来又为吴老师安装了土暖气。天津戏校毕业生、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佩红,早年应工刀马旦,扮演《竹林计》里武功繁难的刘金定,以过硬的武功获得天津市戏剧节演员一等奖。李佩红在一片赞扬声中,听到吴老师的逆耳忠言:“切记刘金定是个女性,你不要把她演成贴片子的大武生。”吴老师一针见血的忠告,令李佩红心悦诚服。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戏台上依仗武功深厚,一味地追求表演的冲、硬,而对于塑造性格化角色形象有所疏忽。由此茅塞顿开,庆幸自己遇见了有见识又直言不讳的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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