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聚拢进步力量支持天津解放大游行中发出热烈呼声

1948年夏季，“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节节胜利，平津解放指日可待。作为党的对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地下学运，也在发展壮大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当时，天津地下党指派党员所联系的“民青”成员和积极分子报考达仁商学院，采取这个办法，把分散的进步力量聚拢到一起，为迎接天津解放积蓄力量。

达仁商学院没有反动党团的组织控制，这为地下党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活动空间。当时学院的新生中有党员7人，按那时的党组织系统划分，津委会系统（工作重点在中学）的6人，计有张星、任佐、路棣、杨金镛、姚岚（女）和刁书方（女）；北平学委系统（工作重点在南大、北洋）的只有王辉1人。津委会刚开始指派张星负责。开学不久，张星撤往解放区，改由路棣负责，一直到天津解放。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前身）逐渐发展到15人，计有胡秀芳（女）、王顺保（女）、曹英健（女）、刘瑞兰（女）、刘凤霞（女）、佟锦旃（女）、白家骥、李健民、周树德、陈树华、任恩普、李占祥、许善卿、张亦渖，还有由达仁商学院党组织代管的高凤环（解放后改名高牧山）、窦文光，再加上姒碧君（女）、萧广汉等一大批积极分子，合计约占新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强。进步力量成为学生中的主流。

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疯狂镇压进步力量。“八一九”大逮捕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市，地下斗争环境日益恶化。达仁商学院的学生来自全市多所学校，地下党员和“民青”成员都是“单线联系”，互相没有横的关系，同学间对彼此的政治情况都不了解，开展工作只能在暗中摸索，处处谨慎小心，不仅有一定困难，还难免遇上“撞车”现象。

据王辉回忆，他当时还兼任市一中党支部书记，主要精力不在达仁商学院。尽管在学院只有三个月时间，可是也发生过“撞车”现象。王辉回忆：“杨金镛与我是同时入学的，过去在公开活动场合见过面，如今成了同学，很快就熟识了。他很可能把我作为发展对象，邀我到他家做客。他试探着问我对参加组织的意向，被我婉言谢绝了。我当时猜测他是地下共产党员。”王辉和白家骥彼此很熟悉，但考虑到白与广东中学地下党有一定联系，故未向他提出参加组织的问题。当时在达仁商学院，常有“大水冲了龙王庙”的事发生。

姚岚接转关系的经过，也说明了在白色恐怖环境中，从事秘密斗争的艰难处境。姚岚原属女二中党小组，放暑假时党小组长交代她的接头暗号是“××书你看完没有？”从那以后，她时刻担心错过接转关系的时机，在整个暑假不敢轻易离开家门，陷于漫长而又焦急的等待之中。据她回忆：“考入达仁学院以后，有一天，突然有一位并不相识的男同学在课间活动时找我，悄悄地约我放学后到他家去一趟。”因为事出突然，也没有说出接头暗语，她心生疑惑：“他是什么人？三青团？特务？是不是我的身份暴露了？”“接下来的一堂课，我根本无心听讲，只是反复考虑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勉强挨到放学，匆忙地雇了一辆人力车，那位男同学骑着自行车暗随在后，‘押解’我直奔他的家。”她回忆说：“这位男同学的家在英租界，是一座平房，室内光线比较暗。我看到他的家人都在做针线活，心里稍微稳定一点，也顾不上和他的家人打招呼，只是盯着这位男同学的一举一动，想从中看出点什么动向，气氛十分紧张。后来他把我领到靠里边的一间小屋，悄悄地拿出一张手指宽的小纸条，上面有我在女二中党小组长崔淑兰的亲笔签名，我顿时兴奋起来，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她说：“苦苦等了几个月，终于在忐忑不安中接上了党的关系。没有想到被我怀疑是‘三青团、特务’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党组织关系人——路棣。”她激动地从口袋中掏出了多日积蓄的两块银元交了党费。

发展“民青”成员，同样是“一对一”地秘密进行，丝毫不敢大意。白家骥是从广东中学来的“进步群众”，考进达仁商学院以后，党员杨金镛就开始培养他参加“民青”组织。杨是从特一中学来的，两个人以前并不认识，杨主动接近他，给他介绍进步书刊，有意识地和他谈论一些对当前时局的看法，还不时流露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不满，渐渐地解除了白的戒心，两个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但当杨提出要介绍他参加一个进步组织时，因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杨说到这个“组织”时，非常含糊。越是这样，白越是追根问底：“你都说不清是什么组织，糊里糊涂地参加进去，一旦发生问题，后果不堪设想！”就这样不欢而散。但是杨仍是锲而不舍地对白做工作，反复地、迂回地介绍这个组织的性质、目的，说明是“为了团结更多进步同学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需要”，是“进步组织”，终于使白认清了前进的方向，申请成为一名地下“民青”成员，从开始提出到接受申请，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提高“民青”成员的政治觉悟与理论水平，党组织还有计划地分批派送“民青”成员去解放区学习。李健民和周树德被安排搭伴同行。他们先到杨金镛家里接受行前指导，向他们介绍经过的路线、接头暗号，如何应对国民党哨卡的盘查和有关注意事项等。路棣还为他们从家乡枣强弄来“良民证”，使他们比较顺利地到达了解放区。

达仁商学院地下党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例如秘密组织进步同学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学习解放军的“济南入城布告”和新华社“元旦社论”等文件。寒假期间，组织进步同学向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和学校老师，秘密投递油印的传单和解放军“约法八章”等宣传材料。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达仁商学院的同学为解放军领路，为分散的地下党组织间通信联络。很多同学自发地跑上街头，欢庆解放。达仁商学院参加庆祝天津解放大游行的同学近百人，沿途高呼口号，情绪异常热烈。当时，党组织派白家骥成立宣传队，经过一番紧张筹备，“达仁学院老乡合唱团”宣告成立。大家热情地学唱刚从老解放区传来的革命歌曲，还利用旧谱填新词的手法，结合当时的形势，编了几支宣传党的政策、抨击国民党腐败的“新歌”。当时演唱的歌曲有《没有共产党员就没有新中国》、《反动派一团糟》，还有揭露国民党军队大烧穆家庄罪行的歌曲等，并在南开大学（东院）的“庆祝天津解放大学生联欢会”上首次登场，赢得阵阵喝彩声。演出结束，观众席上高呼“达仁，达仁，达仁在前进！”参加演出的同学倍受鼓舞。其后，又应邀到天津广播电台演播，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进一步激发了同学们的革命热情。

解放后，达仁学院的地下党员和“民青”成员中，除李占祥始终在学术部门、王辉后来转入学术界之外，其他同志都从事党政工作。

李占祥，1928年1月生，1948年参加“民青”，1953年3月入党。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国家经贸委企业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青岛海洋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常务理事和副秘书长、中国企业联合会执行理事、中国企业家协会理事、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荣誉理事、北京市人民政府专业顾问、北京现代企业研究会会长等职。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离休后，被授予荣誉教授称号。

王辉，原名王维章，1930年9月生，1945年12月参加“民青”，1947年11月入党。曾任天津市一中地下党支部书记。解放后长期在天津党政机关工作，曾任天津市委办公厅主任、市政府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等职。年过半百转入社会学界，曾在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进修。任天津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晚年主要从事随笔写作。

路棣，原名张鸿銮，1928年2月生，1946年9月入党。历任天津四十一中学书记兼校长、第二自行车厂厂长、天津电冰箱工业公司厂长、经理等职。离休后，出任天津神州书画院院长、中国书画报社常务副社长、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等职，专心从事中国书法的推广普及工作，为开展中国书法教育事业贡献力量。(www.xing528.com)

姚岚，原名姚淑榕，1928年1月生，1946年9月入党。1949年3参加南下工作团后，历任中国军政大学分校、总校政工干部，1954年转业后先后在大连俄专、北京轻工学院做党务工作。离休前，任航天部三院731医院副书记兼政治处主任。

杨金镛，1928年11月生，1947年11月入党。先后任职于公用局、自来水公司、市委工交政治部等单位。1982年任一机局党委副书记。离休前，任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李健民，原名石宝康，1931年6月生，1948年参加“民青”，1953年4月入党。历任天津市财政局科员、副处长、办公室主任、副局长并纪检组长、党组副书记等职。

白家骥，1927年11月生，1948年参加“民青”，1953年入党。曾先后在中共天津市委、河北省委和国家经委做秘书工作。离休前，任天津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胡秀芳，1928的7月生，1948年10月参加“民青”，1949年12月入党。历任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团校副教育长、市妇女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卫生科普报编委、妇女体协秘书长等职。

王顺保，1928年6月生，1948年参加“民青”。历任华北大学、华北革命大学团委宣传干事和政法大学学生科干部。离休前，任北京师范大学第三附属中学语文教师。

刘冠群，1927年1月生，1948年7月参加“民青”，1949年5月入党。历任天津市公安局科员、科长、劳教大队办公室主任、劳教部部长等职。离休前，任天津市公安局青泊洼劳教所党委书记、政委。

张亦渖，1922年生，1949年参加“民青”，1952年入党。历任南开大学教务科长、基建处长、总务长等职。

还有已故的地下党员任佐、张星、刁书方，不再赘述。

这些同学为迎接天津解放默默地贡献青春年华，为天津地下学运史写下了值得纪念的一页。

此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达仁商学院的一些同学响应党的号召，有的参军，有的南下，有的到地方党政机关工作，纷纷走上了建设新中国的工作岗位。经过1952年院系调整，达仁商学院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成为天津人民的历史记忆。

（王辉，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白家骥，天津市民委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