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仁商学院：教授出资办学和治学，特色突出

据有关资料统计，截至1948年7月，国内有各类高等院校共210所，其中国立大学31所，私立大学25所，国立独立学院23所，省立独立学院24所，私立独立学院32所，其余是专科学校。在私立独立学院中，北平3所，上海6所，天津2所（天津工商学院、天津达仁商学院）。当年天津还有私立育德学院。在这些院校当中，达仁商学院以教授出资办学和治学为特色。

院长袁贤能（1898—1983）是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别号问不、问朴、问卜，复旦大学毕业后入燕京大学经济研究所获硕士学位，1922—1927年在纽约州立大学留学，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辗转任教于复旦大学、中央大学、南开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等，著有《经济学》、《经济思想史》、《柏拉图的经济思想》、《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前的经济思想史》等。抗战期间，因抗日言行和拒绝出任伪职三次入狱。解放后长期在对外贸易学院（今对外贸易大学）任教，译有《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强权时代与公理时代》、《人口原理》（合译），并有《中古时期经济思想手稿》等。

当年在达仁学院任教的都是留在沦陷区的经济学者。抗战胜利，南开大学复校后，袁贤能到南开大学任教，仍任达仁学院院长，教财经课的都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如1948年教我们会计学的是南开大学的杨学通教授。他是早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毕业的研究生，是经济研究所创始人何廉的学生，第一个搞国内物价指数的人（经济研究所以搞物价指数著称）。解放前，杨在国内外都小有名气。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就是过不了关，指责他给美国送过经济情报，实际上，学术交流时就是两个大学交换的经济资料。从此以后，他再没有教过经济学。建立中国人民大学时，苏联专家来中国，询问有谁会搞物价指数？有人把杨的著作拿给苏联专家看，专家说写得很好，询问其现在干什么，这样才把杨学通调到人民大学。

抗战时期，在达仁学院任教的还有著名地理学家侯仁之。1940年7月侯硕士毕业后留燕京大学任历史系助教，同时出任学校新设的学生辅导委员会副主席。他以这个身份掩护一些思想进步的学生分批前往解放区，包括联系地下党员、设计路线等。由于有人走漏了消息，他和27位师生于1941年12月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和他同住铁窗的有燕京大学话剧团的主要演员，后来成了著名表演艺术家的孙道临，因证据不足都被释放。侯于1942年来天津，岳父利用自己名医的身份保护他。为避免敌伪的干扰，他先后任教于达仁学院和工商学院。1949年获得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是使中国成为“世界遗产缔约国”的第一个提议人。(www.xing528.com)

达仁学院规模不大，在这里就读毕业的学生不是很多，但是也培育了不少人才，其中不仅有优秀的学者，也有共产党资深的地下工作者。这里仅举两人。

一位是著名的经济学家陈国庆。他于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师从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和袁贤能。1938年毕业后，次年考入达仁商学院就读研究生。在此期间，他撰写的《新经济理论和新货币理论》在《燕京大学学报》上发表，显示了其在凯恩斯理论研究方面的实力。随后于1940年发表了《凯恩斯货币理论及其演变》，是我国最早的研究凯恩斯理论的学术专著。凯恩斯曾亲笔致函作者并赠书，盛赞其取得的成就。毕业后，先后执教于中国大学、达仁学院、津沽大学和中央财经学院，后长期在南开大学任教，是国内最早的金融学博士生导师，是国内金融领导工作的先驱。

另一位是资深的地下工作者王金鼎。他是当年天津市老一代干部中唯一当过教授的人。早年天津市进城干部里当过教授的有市委宣传部部长黄松龄，人们尊称为黄老，于1952年调中央工作。王金鼎当教授，同他的革命经历有直接关系。他于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青救会工作，1942年被派到天津从事地下工作。他于当年进天津达仁学院读书，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毕业以后在天津工商学院（后改为津沽大学）任讲师，后来当了教授。像王金鼎这样的地下工作者又当上教授的是绝无仅有的，而这事恰恰出在达仁学院。解放前夕，王金鼎通过关系做过争取国民党警察队伍归顺的工作。1956年市委文教部成立时，王金鼎就任副部长，1960年任部长。1957年3月17日晚，毛泽东在市人民礼堂给天津领导干部作重要讲话时，幽默地问大家在座的有没有大学教授？台下只有两个人举手。一位是老医学专家、天津医学院院长朱宪彝，另一位就是王金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