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仁学院的创办-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1937年7月天津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全面统治，而且为了达到禁锢青少年思想、麻痹人们灵魂的目的，开始对天津学生进行“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奴化教育和反共宣传。他们一边破坏原有的学校，一边又在占领区建立日伪学校，以推行奴化教育。日本侵略者大肆宣传奴化教育，并没有削弱天津人民的抗日斗志，相反，更加激发了各界人民的抗日激情，反奴化教育风起云涌。那时的耀华学校、新华中学、广东中学等都是抗日团体比较活跃的地方。

七七事变后，张卓然从庐山训练团受训回到南京，被派往国民党华北党务办事处（包括平、津、冀、察、绥），负责青年组织指导工作。该处于1938年3月奉令结束。他到汉口，得知他办的天津新华中学被日本人认定是抗日机关，会同英租界当局将学校查封。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汉口办公，他即前往接洽，为新华教职员工请求救济，并请资助复校。

主持战区教育工作的主任秘书张延休征求张卓然的意见，希望张去天津工作，张慨然从命。他随即签呈教育部长陈立夫派张任天津市战区教育督导员。张卓然原名张东祥，号卓然，因为到敌后工作，化名张维民。工作派定后，由张延休召集派往敌区的人员，在汉口璇宫饭店开会饯行，交代任务。其任务概括为：（1）联系敌占区爱国的教育人员靠拢国民党政府，以各种形式推行抗日教育，抵制奴化教育；（2）宣传抗战建国纲领，使学校师生、社会民众，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3）救济资助不参加敌伪工作而生活困难的教育界人士；（4）组织领导青年学生，从事各种爱国活动；（5）举办学校或补习班，招收不愿上伪校的青少年；（6）帮助教育人员、知识分子来后方工作；（7）视环境许可，在城市可组织教育团体，农村可成立战教工作队，进行爱国抗日教育。

张卓然接受任务后，化装成商人——白敬宇药行职员，于1938年8月初由汉口渡江到武昌，乘火车到广州，继转九龙，换渡轮至香港。中统局在港的交通站为他代买船票，乘由香港直航天津的海轮赴津。当时天津的海河水浅，不能直航天津市区，在塘沽港下船，再转乘火车到天津。

张卓然来津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秘密组织“天津教育促进会”。他先后约见国民党中央派驻华北的人员，以便相互协助。为了开展工作，他着手联系天津教育界不与敌伪合作的爱国人士，首先看望过去相识的老朋友、老同事，宣传国共合作的抗日形势，动员教育界师生同后方人民一道参加抗日，抵抗奴化教育，提倡苏武“身在番邦心在汉”的爱国精神。为了组织起来进行抗日工作，他提议成立“天津教育促进会”。

组建教育促进会一方面是把教育界人士组织起来，相信抗日必胜，靠拢国民党政府，不要投敌当汉奸；另一方面是推行抗日教育，抵制奴化教育，促进三民主义教育。张卓然说，现在是国共合作，全国团结统一，红军已改称国民革命军，国际形势也对我国有利，我们现在是一致对外，共赴国难。我们教育界知识分子，在敌占区要担负起抗日救国的重任。

天津教育促进会1938年底成立，下设理事会、监事会。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不可能举行会议和民主选举，便由张卓然单独联系，分别协调，推定袁贤能、刘乃仁、黄道、马晋恒、苏亭午、何肇葆、刘培之、沈慧儒、李陵甫为理事；张维民（卓然）为理事长，王润秋为副理事长。姚金坤、杨绍思、余宗毅、崔诵芬、汪含英为监事；张务滋为监事长，陈晋卿为副监事长。(www.xing528.com)

张卓然回到天津后，会同教育部专员徐治联系天津南开大学未撤退的经济系教授袁贤能、天津北洋大学未撤退的教授黄邦桢商议创办一所高等学校，收容不愿接受敌伪高等教育又不能到后方升学的青年学生。经商议决定，在英租界海大道租了几间平房，因陋就简，办起了“天津达仁商学院”，由袁贤能任院长，黄邦桢任总务主任。除由他们教授主课，还请了几位兼课教师担任国文、英文课。学校除酌收学费外，主要由教育部补助，并向教育部备案请求经费。学生中有些是天津青年读书会和教育促进会的会员。

除了达仁学院，张卓然于1939年8月在英租界松寿里租房三间，又创设“星光补习学院”，并附设小学部。学院开办仅两个多月就结束了。原因是有一位青年来校补习，后来才知道他是日本特务。张卓然已和他面谈过，并告诉他如何进行抗日活动，他报告了日本宪兵队。有一天，日本宪兵队来学校逮捕张卓然，误将姓张的数学教员捕去，经审讯，证明是错捕，才将其释放。原来，事情发生前，张卓然已离开天津去上海转赴重庆汇报工作，幸免于难。

1939年暑假，教育部专员徐治同张卓然商议，开办一所正工式中学，招收不愿上敌伪学校的青少年，救济不愿在敌伪学校工作的教职人员。经决定命名为“燕达中学”，经费除酌收学费外，由教育部负担。校址利用英租界英国兵营旧址，由张务滋任校长。张是天津有名的大律师，抗战开始后他就拒绝出席敌法庭，不接受敌伪方面的案件。他为资助爱国活动，把自己的汽车都卖了。

1939年底，张卓然还在英租界小白楼先农里租房一大间，成立了“玉莹补习学校”，主要是为了开办“青年抗日训练班”，每期约10人，共办了三期，每期一周，受训的多为青年读书会的会员或有联系的爱国学生。

除此以外，他们还经常介绍教育界人员和学生去后方工作和学习，向后方输送爱国师生，介绍教育人员到后方工作，手续简便，只要有人介绍，说明自己到后方什么地方，自己找工作还是由政府安置工作，了解清楚后，带着密信（通常是用手帕密写，再打电报通知重庆教育部。1942年以后，通知洛阳教育部专员办事处）。七年间，被保送、选送的学生约有三四十人。每个人张卓然都亲自谈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