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陈省身先生：他对名誉与名人的独到见解

陈永川

前不久我梦见陈先生给我打电话，催我完成一件事，好像是写什么文章，我很紧张，极力向陈先生解释，说我很快就能完成，完全没有忘记。由于梦里的情景非常真实，我预感到一定是陈先生有事需要我去做。为了证实我的感觉，当天一早就把这个梦的事告诉了周围的同事和朋友，结果第二天我收到世界科学出版社的来信，催我完成陈先生纪念文集里的英文综述文章。我立即给他们回信，告诉他们实际上我已经给他们回信了，由于我的专业与几何学相差甚远，所以我写综述文章不太合适。显然他们没有收到邮件。朋友告诉我，可能是陈先生生气了，为此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很神奇的是，之后不久我就接到世界科学出版社的邀请，他们还要出一本非专业性的中文纪念文集。我想一定是陈先生想和大家讲讲话了。于是我在2004年底写的纪念文章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内容，在节日期间的一个不眠之夜，杂乱无章地记录下萦绕心中的万千思绪，以此表达对陈先生的深深怀念。

陈先生除了数学以外，很喜欢给我讲人生道理。当然他最强调的还是要做好的数学，要让自己有看家本领。什么是好的数学，选择很重要。他认为课题的选择是发展中国数学的关键。要选择好的课题，不仅需要远见，还需要勇气。陈先生在回忆他自己的成就时，总是归结为他很幸运，说他是在正确的时间，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去到了正确的地方，找到了正确的老师。他总说，不要随波逐流。他是在别人都想去美国的时候，选择了去德国。陈先生常常把他去德国的情景给我们讲得绘声绘色。他说，当时对西方人穿西装非常不以为然，中看不中用，徒有其名。还是我们的马褂好，既挡风又保暖，潇洒自如，方便实用，好处多多。用现在的话说，真是多功能时尚服装。陈先生选择去德国是为了学习微分几何。微分几何在当时不是最热门的方向。这些选择显示了他的智慧和勇气。陈先生常常讲到一个词“要紧”，他说的要紧就是非常重要、相当重要。在数学中和生活中知道什么要紧，怎样学习要紧的知识，掌握要紧的方法，完成要紧的事，认识要紧的人，都不简单。陈先生的言传身教使我明白了选择很要紧，做数学需要选择，人生也需要选择。

陈先生胸襟宽广，讲话言简意赅、寓意深刻。他幽默地说，他这个国际数学大师的头衔也不知是谁叫出来的，现在大家都这么称呼他了。有一次，师母向我感慨，陈先生对自己要求这么高，是不是想成为圣人。先生也风趣地教导我，出了名的人就不能做坏事了，说话就必须小心了，特别是不能讲朋友的坏话，做好人和做坏人的差距往往在一念之间。不仅如此，陈先生提倡好话多说，要能讲人话，也能讲鬼话。我知道陈先生所说的朋友指的是任何一个人，按照陈先生的标准任何人都应该称为朋友。为了表示明白了，“不该讲的话一定不能讲”。陈先生补充道：“这还不够，有时候该讲的话也不能讲。”

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陈先生对人的评价有他特有的模式。如果是他自己先表态，然后再征求你的意见，那一定是高度评价。如果他来问我，某某的工作他不太懂，我是不是很了解。一听这样的话，我就能感觉到陈先生有明显的保留意见了。陈先生对年轻人的评价往往很慷慨，对于有发展潜力的年轻人更是不吝惜赞美之词。为了争取年轻人才来南开工作或者访问，陈先生真是好话没少说，客也没少请。

陈先生对于名誉或者说名气有独到的见解。他很珍惜自己的名誉以及他在别人心中的形象。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乐意和社会各界朋友交往。有一次我陪他去他的中学母校参加校庆，他感叹，我们常说领导在百忙之中出席各种活动，其实他也是在百忙之中啊。学生记者采访他，他会愉快地接受；中学请他去演讲他会高兴地答应；电视台请他去做节目他会准时赴约；《南开大学报》请他题词他会欣然题写校训；天津《今晚报》请他给读者题词他则写下了他的美好祝愿——“大家快乐”；他兴致盎然地在校庆庆典上发表演讲，煞是煽情，他号召不要“一流”，只要“第一”，引来掌声一片；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去给他唱歌祝贺生日他会热情欢迎；天津科技馆请他去当顾问他真是又顾又问；天津市小学生的数学竞赛要用陈省身杯这个名称他慷慨允诺。记得有一次电视采访，女主持人请他看着镜头，他毫不迟疑地说：“你这么漂亮，我当然看你了。”陈先生的幽默和机智使摄影室的气氛一下轻松起来，在场的师母也笑了。这件事也让人想起王选先生关于名人的著名论述。陈先生的大师风范，他的平易近人，他的和蔼可亲在南开大学很多师生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关于名誉和名人，陈先生总是表示充分尊重和尊敬。有一次他感叹道：“虚名也很重要。”我相信陈先生对于名誉和名人有超乎常人的认识。就是在数学研究中他也鼓励年轻人多学习名家的工作，尽可能找机会去接触名家。这个简单的道理，往往在我们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被忽略。陈先生还举例说，很多人的成功都跟名家的指导和帮助分不开。陈先生和很多名人交流有一个妙招，只要一问到别人是什么地方人时，他总能把这个地方的历史和著名人物娓娓道来，一下子就把距离拉近了，或者说，一下子就和别人套上了“近乎”。

有一段时间陈先生在研究刘邦，认为刘邦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无意中对我说：“你们组合数学中心办得很好，那你就是陈朝的高祖了。”我一听陈先生的话，这还了得，感到问题严重。但是一想到我们本家，一下明白过来，他的问题自然就能化解了。我回答道：“我只是在您创立的数学所找到一片立身之地，现在数学所的大楼将是全世界最好的数学大楼。所以您才是真正的陈朝高祖。”陈先生又问：“你们想不想搬进来？”我立即答道：“朝廷要招安，我们求之不得。”陈先生很开心地笑了：“我的地方比你们的地方大点吧。”能常常和陈先生无所顾忌地交谈，实是我人生的荣幸。我还清晰地记得我们在一起聊到的各种风土人情、各路英雄豪杰、件件陈年往事、桩桩历史疑案，以及偶尔的街谈巷议和闲言碎语。

陈先生喜欢读历史，喜欢和我聊历史，也喜欢评述帝王将相。陈先生很赞赏诸葛亮，他认为诸葛亮最伟大之处就是完全能篡位而没有篡位，他真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实在是难能可贵。陈先生对慈禧太后做了一些研究后，得出一个结论：虽然慈禧躺在床上动不了，但是只要她动一下指头就可以要光绪的命。他相信光绪是被慈禧所害。陈先生对清朝的孝庄皇太后颇有研究，他认为不应该简单地把她看成是一个美女，她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陈先生说孝庄有谋略、有耐心，能退能进，她懂得抓住机遇，当机立断，也懂得保持沉默和静心等待。陈先生认为孝庄和多尔衮的关系与民间的传说相去甚远，完全是无聊文人的借题发挥。近来有关孝庄的故事也是传奇性浓厚，因为孝庄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用她的智慧足以抵挡多尔衮的野心。我和陈先生的观点不大相同，特地请教了几位历史学家。他们都不太赞成把孝庄和多尔衮的界限划得如此清白。有一位女历史学家直言道，自古美女爱英雄，历史早有定论。有一位学者希望我代表他去和陈先生确认，他是否真的认为孝庄和多尔衮没有关系。我特地去拜见陈先生，申明是受人之托要向他问个究竟。陈先生很高兴，他指出他文章中只是说孝庄和多尔衮的关系非同一般。我进一步追问道：“非同一般是不是就是有关系。”陈先生接着说：“我只能说是非同一般。”没想到陈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还暗藏玄机。这位历史学家真没有想到数学大师还如此含蓄。最近我特地考证了陈先生的文章，他的原话不是“非同一般”，而是“关系复杂可以想见”。

陈先生走南闯北，历经沧桑，他说自己算得上“老江湖”了。他给我出过一道题：江湖是什么？一想到江湖险恶、江湖骗子，我就回答道：“江湖就是谁也不能相信。”我的回答显然太初等了，陈先生想了一会儿，纠正道：“江湖就是谁也不能得罪。”例如，陈先生对办杂志总是持谨慎态度，他认为办杂志就得拒稿，拒稿就会得罪人，这种事他是绝对不做的。谁也不得罪谈何容易，树欲静而风不止，酒不醉人人自醉，神仙也有得罪人的时候。陈先生一生积累了丰富的人生哲学，很可惜他没有写下来，也许是他根本就不想为人所知。

陈先生也有直言不讳、一吐为快的时候。几年前美国的一位政治家出了桃色新闻。陈先生兴致勃勃地给我出了一道考题：“你说他现在是否还有问题？”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于是答道：“可能有。”陈师母接着说道：“不是可能有，而是肯定有。”没想到陈先生大声说道：“不是肯定有，是肯定极了。”我真没想到，陈先生和师母一唱一和如此天衣无缝，珠联璧合。

陈先生很务实，对于客套总是持保留态度。他不写贺年卡，不喜欢花篮，他对别人总是请他先上电梯很不以为然，先上电梯有什么好处？陈先生说，他最怕别人太客气，他说有些人客气得劝也劝不住。陈先生常常去听同事甚至年轻人的报告，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去捧场。但陈先生强调睡午觉比听报告更舒服。我看到美国的数学家在文章中描述和陈先生去同样的中餐馆吃饭，餐馆给陈先生做的菜似乎要好吃些。当问及此事时，陈先生只承认是事实，却不说明原因。后来我问陈先生，他的秘诀是不是小费给的多一些。陈先生承认这是最实在的办法。他的一项原则是在餐馆里剩下的菜一定要带走，点菜也很注意不要过量，最好是刚好够，他在南开请客一般情况下是不点大虾的，认为又贵又不好吃。从表面上看，陈先生对生活的要求很低，但事实上陈先生可是一个美食家。他喜欢中国的鱼翅、日本的料理、美国的牛排、法国的奶酪、瑞士的巧克力，他对红酒也很有研究。他说世界各地都有很好吃的菜。不管面对什么美味佳肴，陈先生对东坡肉和梅菜扣肉总是情有独钟。有外宾在场时，我把它们翻译成中国培根（Chinese bacon）。在陈先生对美食津津乐道时，我补充道，还有成都的小吃，并表示要亲自陪他去成都品尝小吃，陈先生欣然答应。恰好，四川大学发出正式邀请并做好了接待的准备。很遗憾，由于健康的原因，陈先生的成都之行未能如愿以偿。

陈先生为人低调，从来不炫耀自己，也不批评别人数学做得不好或者事情做得不好。陈先生告诫我们年轻人一定不能让人认为你有钱，而且一定要说钱不重要。这个道理可以类推，所以什么都不重要了，这样人就超脱多了，问题就少多了。陈先生实际上是很善于经营和理财的。他告诉我在担任位于伯克利的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期间，他非常注意开源节流，从长计议，不能过了今天没明天。陈先生主张在财务管理上一定要求稳，但他在投资上也是很有眼光的。有一次他问我，在美国应不应该买股票，我的确不知道该怎样回答。陈先生自己做了回答：“不是买不买的问题，而是买什么的问题。”他接着考我，“我在普林斯顿时买了3000美元的股票，现在该值多少了。”我没有概念，随口猜到“50万以上”。陈先生说：“超过100万，我从来没动过。我买的是GE（通用电器）。”能选准GE并且矢志不渝地持有这支股票50多年，这需要何等的眼力和定力，仅凭这种境界就足以说明陈先生不是一个凡人。尽管陈先生深藏不露，但偶尔也会流露出他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他的钱用不完了。他最关心的还是数学，还是他倾注全部心血创立的南开数学所，也就是现在的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其他的一切早已被抛在脑后了。

1998年我专程到陈先生在伯克利的家中去取先生为我写的条幅。当我看到条幅后，吓了一跳：“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丁丑夏书，赠永川共勉，陈省身。”我哪敢与陈先生共勉，所以这个条幅我一直不敢挂出来。先生走了，我把这个条幅挂出来了，算是对陈先生的敬仰和缅怀。

陈先生常常告诫我，一个人的一生做不了很多事，所以最好是集中精力少做事，做好几件事，特别是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即使是做好事，能做的也很有限，但是好话应该多说。细想起来，谁不是整天被小事琐事所困扰，一个人到底有多少时间在做大事，在做自己分内的事，在做真正有意义的事？英文中有一个说法就是“Less is more（少则多）”。为了少做事，为了做好自己的事，就必须少管事，少管闲事，少管别人的事。毕竟人的精力和时间实在是太宝贵了。要有所为就必须有所不为。陈先生很推崇数学大家Heinz Hopf，尽管Hopf认为自己不是很用功，但他却知道怎样抓住问题的要点。陈先生说他曾经放弃了很多做管理工作的机会。他说一个数学家最重要的事就是做好自己的数学。所以人不能太自私，但也不能太不自私。太自私了没有朋友，太不自私了没有自己。我相信陈先生的数学成就与他懂得放弃，懂得要少做事有密切关系。有一次陈先生请我到一家很好的餐馆吃牛排，他说克林顿前不久还去过这家餐馆。吃饭的时候陈先生谈到国内正在发生的水灾。他说他捐了一些钱，算是表示一点心意，我们在这里吃很好的菜，这时却有人正忍受着洪水带来的饥寒，甚至还有人被洪水吞噬了生命。他认为人类社会历来是很残酷的，人类常常用战争来减少人口，灾荒也会减少人口。我们改变不了世界，最好少去想这些问题。不管是哪个朝代，皇帝也管不了天下所有的事，皇帝也有没有办法的时候。陈先生沉思良久，还是开口说话了：“我们很幸运，有这样好的生活。我们只能做好自己的事。”为了缓和气氛，陈先生接着说，“我们还是继续吃饭吧。”尽管陈先生显得很超脱，很理性，甚至是漠然，但是我看得出他心中仍然装着我们中国人的事，装着骨肉同胞们的疾苦冷暖。这顿饭我至今记忆犹新，这顿饭吃得很不是滋味，彼此间相对无言。

陈先生很讲究持之以恒，他常常教导我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有耐心，做研究要做一些好的小问题，循序渐进。他也告诫大学生不要好高骛远，只有先把小事做好了，然后才能做大事。先生的教诲使我明白了“耐心”二字的丰富内涵。陈先生讲，做数学也需要练兵，功夫是慢慢练出来的，做数学不用功绝对是不行的。陈先生的计算功夫很深厚，他能通过复杂的计算得到奇妙和深刻的结果。陈先生喜欢武林的术语：“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有一次到他美国的家中做客，谈到这个话题时，我认为应该把“行家一出手”改为“行家一开口”，没想到先生极为赞同。先生特别强调刻苦的重要性，他说：“灵感完全是苦功的结果，要不灵感不会来。”我问：“下棋需要灵感吗？”陈先生的回答很简单：“全是苦功，没有灵感。”

陈先生常对我提起近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不觉为之动容：“高斯、希尔伯特这些人真是伟大，见到他们真应该给他们磕头。”陈先生正是怀着对最伟大数学家的崇敬，使自己成为了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只要一谈到大数学家，陈先生就兴致盎然。由于陈先生的启发，我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总是一开始就讲大数学家的工作，以激发学生的兴趣。这种教学方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我把课堂上讲到的大数学家的名字向陈先生汇报后，他说，这些人都很了不起，但是高斯最伟大。他对高斯的偏爱溢于言表。有一次他突然问我：“你的学生中有没有可能出一个高斯？”我想要是在我的学生中或学生的学生中能有0.01%的概率出个高斯，就算是上天对我的莫大恩赐了。(www.xing528.com)

陈先生生活简朴，也给我很大的启迪。他学术成就巨大，思想深刻，与他生活简朴可能有一定的关系。我在美国时，常常看到陈先生系同一条领带。当我回到南开后，注意到陈先生画像上的领带就是我在美国几次看到的那条。当我把这一发现告诉师母时，没想到师母不以为然地说，他本来就没有几条领带。陈先生在南开的书房里最有特色的摆设是一些空酒瓶。陈先生说，范曾先生看到他书房里什么也没有，特地送给他几件奇石和古董。陈先生风趣地说，范曾先生有很多好东西，如果他去要的话，范曾先生还会给他，但是他认为这些空酒瓶已经足够了。

和陈先生的交谈中，我们有时谈数学，有时海阔天空。陈先生很会鼓励人，不时地给你戴几顶高帽子。每当我受宠若惊，招架不住的时候，就只好彻底投降。我说，就算我拼了这条命，也不可能取得陈先生这样大的成就。陈先生终于直说了：“是的，我的运气可能比你好，但是你能不能超过……”这个问题我也没办法回答，因为陈先生提到的人是我非常敬佩的大数学家，我从来没有想过有可能超过他。能得到陈先生如此看重，成为我研究数学最重要的动力，也是我一生莫大的荣幸。陈先生话语中也很自然地流露出他的名人哲学，给别人设立的标准也是以名人为参照系。

1993年的秋天，我邀请陈先生到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作主任讲座（Director's Colloquium），这是实验室最高级别的讲座。陈先生和师母以前没有来过Los Alamos，他们也想来看看。他的演讲的主持人是Mon：te Carlo方法的创始人之一、著名数学家Nick Metropolis。Metropolis对陈先生的介绍最后一句话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今天是他的生日。陈先生在演讲开始介绍了实验室的第一届主任、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J.R.Oppenheimer发电报邀请他去普林斯顿的经过，当时Oppenheimer已经离开Los Alamos到了普林斯顿。很多物理学家对陈先生非常崇敬。为了欢迎陈先生，我特地买了十本关于陈先生的书——S.S.Chern，A Great Geometer of Twentieth Century《陈省身——20世纪的几何大师》，请陈先生签名后赠送给陈先生的朋友。陈先生来Los Alamos演讲确实是一件让中国人感到很光荣的事。在那里工作和访问的中国人特别为陈先生和陈师母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祝会。陈先生和陈师母在我家吃完晚饭后，特别提醒我们不要迟到了。那天真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陈师母农历的生日也是那一天。更巧的是，那天我们还迎来了那年的第一场雪。大家都说是陈先生和陈师母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瑞雪。陈先生对Los Alamos的访问很满意，他特别告诉我他得到了一生中最高的一次演讲费。

这次访问Los Alamos陈先生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落实我回国工作的可能性有多大。他没有问我要不要回国工作，而是问我回国工作的可能性是百分之多少。我想这不是一个百分之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Yes或No的问题。我告诉陈先生如果要说是百分之多少的话，那就只能是百分之百了。

在这次访问中，陈先生给我讲的一个道理就是对人对事都不能太勉强，即使是好心好意也不能太勉强，是对自己的孩子不能太勉强，对自己的学生也不能太勉强，就像不能勉强自己睡觉一样，你睡不着的时候你再努力睡也没有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都有自己理由，做人做事做数学切不可勉强。我想把陈先生的意思归纳成陈先生的一个定理，那就是学生是不会听老师的，儿子是不会听父亲的，没有人会真正听你的。当我开车两个小时把陈先生和师母从Los Alamos送到Albuquerque的机场后，离登机还有很长的时间，因为陈先生总是留出足够的时间，常常是提前很多时间就到了机场。我自然而然地留在候机厅陪他们聊天，计划等他们登机后再离开。这时陈先生认真地告诉我，我可以回去了，完全没有必要留下来陪他们。我想到陈先生刚刚对我的教导，于是活学活用，说道：“你刚教我不要勉强，那我就回去了。”陈先生说：“很好。”后来，陈先生生气的时候会说：“你们都不会听我的，你也不会听我的，以后你的学生不会听你的，你的孩子也不会听你的。”我对付他的这个问题有一个很好的办法：“你希望我回南开，我是百分之百地回来了，我可是百分之百地听你的话。”陈先生只好点头称是。当我们对数学所的一些事看法不一致时，陈先生会直言道：“现在我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意见不一样。”我想起了毛主席的话，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于是回答陈先生：“虽然我们的意见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目标完全是一致的。”陈先生听了我的回答很高兴，说道：“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完全正确，都希望别人听自己的。但是陈先生对不同意见的宽容，表现了他博大的胸怀和领袖的风范。

陈先生说数学需要工夫，书法也需要工夫。他一生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把字练好。我看得出，他对自己的字还是很在乎的，也时常在练。范曾先生对陈先生的字评价很高。陈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练字吗？”我说：“不知道。”先生感慨地说：“你知道为什么笔不好没法练字吗？”这个我当然知道：“是不是一写下去就分叉了。”听了我的回答，陈先生很高兴。之后，我专门请行家选了一只笔送给陈先生。他一开口就问，是不是湖州的。看来，他对从前没有一支好笔一直耿耿于怀。从练字的态度上，可以看出陈先生不管做任何事，都是讲究功夫的。陈先生除了讲究功夫外，还讲实力。他说，美国人的哲学就是实用哲学、实力哲学。陈先生曾感叹道，外交就是手里拿着原子弹，口头上讲和平。我一直记得他说过：一个数学家是不是好的数学家，只能看他是不是做出了好的数学。他还说，数学家的地位只能靠定理。他进一步说，要做出好的数学，你必须要有思想准备，就是你的工作可能在生前得不到承认。陈先生对数学的执著追求总是令人肃然起敬。为了能做出好的数学，陈先生特别强调要学习新的方法，掌握新的工具。陈先生非常关注数学研究的动向，他告诉我组合数学在几何学和生物学中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对陈先生的战略眼光深信不疑，但是我也明白，真正要在陈先生指引的这些方向上有所建树可能需要若干年的艰苦努力。我也相信，按照陈先生的教导，只要下工夫，只要有耐心，总会有收获。陈先生走了，但是我不会忘记陈先生对我们年轻一辈的教诲和期望，就是数学也需要实力，要做有实力的数学家。实力就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就是实实在在的能力。陈先生很推崇希尔伯特。有实力解决大问题，就是大数学家，有实力提出大问题，也是大数学家。

回国后，我邀请陈先生和师母来我家里做客。那时陈先生已经有些行走不便，是靠搀扶着上了四楼。我给他献上了一杯茶。他突然问道：“这么好的茶，是不是留着招待达官贵人的？”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还是陈先生给我解了围：“难道我们不是吗？”后来我搬了新家，请陈先生来做客，那时他已经坐轮椅了。当我跟他约时间时，他选了一周以后的一天晚上。到了当天，我才明白过来，那天正是中秋节。我过节的观念太淡薄，感到十分惭愧。还记得陈先生送来一盒精美的月饼。吃过晚饭后，陈先生兴致很好，一定要看我写的东西。我说，我有空时写写散文和随笔，也喜欢对联，但实在是没有时间整理。在陈先生逼迫之下，我告诉他，我用了“流水无情”去对“苍天有眼”，并请一位书法家写了一个条幅：“须知苍天有眼，莫怨流水无情。”陈先生没有回答我的话，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突然说道：“苍天有眼，流水无情，好。”过了一会儿，他又重复了两遍。陈先生发出感慨的原因不得而知，但能引起先生的共鸣，实在令人难以忘怀。

陈先生曾两次来组合数学中心。第一次算是正式的视察，那时他还能拄着拐杖行走。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和国际交流很满意，很高兴地给了我们一个慷慨的评价：“组合中心办得很先进，很成功。”结果师生们受到很大鼓舞。第二次来时，他已经坐轮椅了，是来听报告。陈先生来组合数学中心，对我们是巨大支持和肯定。多年来陈先生竭力倡导在中国的土地上培养出一流的人才，他相信我们完全有能力培养出一流的数学家。陈先生对我们的评价依据很简单，就是看我们的工作是否得到了国际上名家的肯定，就是看我们这里是否经常有国外的名家来访问。陈先生有时会让我以他的名义邀请著名学者来南开访问。陈先生周围的工作人员都认为陈先生是一个爱热闹的人。其实请名家来访问是对我们自己莫大的鞭策和激励。要能听得懂名家的报告，还要能和名家合作，甚至解决名家提出的问题，显然不是凑凑热闹就能解决的问题。我现在才从陈先生的名人哲学中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要成为一流高手，不跟一流高手过招怎么行，要成为一流，没有一流高手帮助怎么行。

由于陈先生的缘故，我有幸得到师母的信任和关怀。师母豁达慈祥，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一位伟大的女性。我去看陈先生的时候，师母常常和我单独聊一会儿。以前去伯克利的时候是师母开车来接我，陈先生亲自为我订旅馆，还替我付账。我实在过意不去，以后就自己租车、自己订旅馆了。记得有一次下着很大的雨，我从机场租车开到陈先生家，正点到达。师母说，一听到门铃，就知道准是我到了。由于下着雨，师母说不要出去了，她在家做牛肉面。这次我很荣幸品尝到了师母亲手做的牛肉面，还有幸目睹了陈先生和师母互不相让的“争执”。这还是我惹的祸。师母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着，我过去和她聊天。看到师母很熟练地用着一把长条形的刀，我说，这把刀一定很好用。师母说：“对，我就喜欢这种刀，又能切，又能削。”陈先生在旁边急了：“中国的菜刀好，又能切，又能砍。”师母说：“我们不要争了，让永川来裁判。”我只好说实话了：“我还是喜欢师母用的刀，既轻便又好用。”师母高兴了：“这种刀我没有多的了，就把用过的送给你吧。”陈先生又有意见了：“拿用过的东西送人，也不知道别人喜不喜欢！”没想到师母说道：“我比你更了解永川。”师母送给我的刀，我一直珍藏着。师母是一位伟大的智者，总是泰然面对人生。她曾很轻松地告诉我，她不求活多久，只求走得干净利落。师母是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悄然仙逝。大家都说这是师母的福报。师母的灵堂设在宁园。我去灵堂向师母告别后，走出宁园门口，对师母恋恋不舍之情难以自已。我再次回到灵堂，给师母三叩头，以答谢师母的大恩大德。

有一次和陈先生聊天。他精神很好，感叹道：“怕死的人没出息。”在和先生的谈话中，我也是感慨万分。我补充道：“怕事的人也没出息。”先生说：“好！”我很庆幸没有扫他的兴。陈先生说他一直都有一个关于他自己的猜想，就是他能不能跨入21世纪。他出席2002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后，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很有信心，有时对人讲他希望能活到100岁。有一次他刚做完体检，告诉我他的各项指标都很好。我感到很惭愧，感叹道：“您什么都吃，从来不锻炼，结果是您从来没戴眼镜，一切都很正常，我比血压也比不过您！”陈先生也不客套，说道：“是的，我的血压很标准。”谈到晚年的生活，最令陈先生伤感的是他的很多朋友都走了，还有一些朋友的健康状况很不好。先生有一次感叹道，不仅是很多朋友都走了，连熟悉的医生也退休了。他坐轮椅后，有一次很伤感地告诉我，他最想做的事就是能够到外面去走走。不论陈先生多么乐观，内心悲凉在有意无意中有时也会有几分流露。

陈先生离开我们的时候，我在医院。他去世的前一天我去看过他。当时学校通知校领导陈先生住院了，书记校长已经代表学校去看望了。为了不影响医务人员的工作，学校要求不让其他人去医院看望。我感到很为难，总觉得无论如何应该去看他。正在南开大学参加学术活动的王梓坤先生建议我不必请示学校，带上一个花篮，直接去医院，哪怕是去门口站一会儿也行。我去的时候，朱经武先生正在那里，我不忍心去打扰陈先生。于是在病房外的会客室和朱经武先生聊了一下午，当然话题始终没有离开陈先生。在我走之前，朱经武先生坚持让守护陈先生的沈琴婉老师告诉他我来了。沈琴婉老师告诉我，虽然陈先生没能讲话，但是他知道我去看他了。回想那次去医院的情景，我非常感激王梓坤先生的建议，他不仅是数学家而且还做过校长，教了我一招，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也非常感激朱经武先生和沈琴婉老师的一番苦心。

第二天下午大约6点，我接到学校的电话，说陈先生正在接受抢救，让我马上去医院。我立即开车去医院。一出校门口，我就被警察拦下了，原来是自己完全忘记了红绿灯的存在。一急之下，我把证件交给了警察，告诉他我必须赶到医院，然后开车就走了。到医院后，我看到好些人都在，预感到和陈先生告别的时间快到了。医生尽了最后的努力，仍然没能把他留下。我目睹了现实和历史之间的转变只是一瞬间的事。告别世界，是一个人最后需要做的一件事。人生匆匆，沧海茫茫，迎来送往，犹如潮起潮落。先生离去了，我们更应该珍惜能够把握的每一天。

我知道，南开数学所的事业是陈先生最大的牵挂。他虽然说他很超脱，什么事都不想管了。但是，正如陈先生的女儿陈璞女士所说，当她从美国赶回来见到陈先生的时候，尽管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但陈璞女士仍然知道陈先生放心不下的还是南开数学所未来的事业。这是他最后的心血所在。他是怀着这份割舍不下的感情离开了我们……

恩师离去了，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伴随我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

（陈永川，天津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九三学社天津市委会主委、南开大学副校长）